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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3日 星期日

    我的书房不一样

    从小木桌到大书房

    作者:赵蘅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3日 11版)
    我的第一个书房(速写) 赵 蘅

        小时候,印象中的书房是属于成天趴在书桌上面看书、写作、备课的爸爸。

        爸爸当了一辈子教书匠,家里唯一的书桌,妈总会让给爸用。按上世纪40年代的说法,爸姓赵,妈就是赵太太,爸是当家的。妈妈有美术天赋,将汉口路那个家的门廊改为书房,窗外是院子,透光极好。搬到了鼓楼这边,爸的书桌也是靠窗,窗外有他亲手种的石榴树,他写下“每年的五月会开花”的句子。

        爸爸的书桌总是堆得满满的,他读书喜欢写眉批,凡他读过的书都会留下密密麻麻的感悟批语。三百字或六百字一页带方格的稿纸上,每天都会有爸爸新的手迹,诗、散文,也有书信。那书桌上也曾出现过像是交代什么问题的奇怪文字,他和妈避开孩子紧张神秘的神情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长大后才懂那叫运动,人人自危,人人过关。

        爸爸一直保留使用蘸水钢笔的老习惯,因而红的蓝的墨水瓶是少不了的。还有糨糊瓶,那时还没引进胶棒,是造型简陋的那种。他写文章总要再三斟酌,他用粗糙开裂的手指粘粘贴贴。双亲都是搞翻译的,我家字典多,厚厚的可以查找任何一种文字的字典都有。

        爸妈都是西南联大的学子,他们不甘当亡国奴,各自背井离乡,在云贵高原接受了中国第一流的教育。这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大迁徙,也成就了爸妈以淞沪“八·一三”抗战为结婚纪念日的姻缘。那几年日本飞机连天轰炸,城楼一挂起灯笼,就得赶紧往城外跑。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教授和同学们却不会忘记夹上几本书离开,因为谁知警报何时能解除,但备课和读书不能中断。田埂道边,甚至洞穴菜地,便是他们的临时书斋和课堂了。

        2009年爸爸走了,妈妈才有了自己的书桌。跨世纪岁末,我画过妈妈也趴在书桌上写字的情态。可她越来越老了,即使有了书桌,近年也很少用,她多半是在床上做事,枕着图案好看的靠垫,九十多岁好像更加才思敏捷。

        轮到我也有了书桌,是过了十岁那年。妈看我喜欢写写画画,就托人打了一个书桌给我专用。记得是浅黄色的,带两只抽屉。从此我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地盘,我视它为无比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我在小书桌上写日记写作文,国庆十周年,我完成了《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创作画。书桌里存有我的各种纪念物。近日听妈说,每天我放学回来会跳一会儿牛皮筋,跳完后就把皮筋卷起放进抽屉里。可以说我和小书桌共同度过了一个小女孩敏感又快乐的青春期。

        少年时代我读书的另一地方是在教室的课桌旁。童话、历史、自然科学书,黄巢起义、米丘林、盖达尔、《三个火枪手》、《牛虻》我都读。我和同桌女生可以三天读完一部长篇,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我们都会找来:《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林海雪原》,长长的书单,我们读的量会比老师规定的多得多。进了美院附中,苏联小说迷倒了这些风华正茂饿着肚子学画的学子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难的历程》《多雪的冬天》让我们如饥似渴。

        我也经历过不要文化的大浩劫。在干校里,大家都睡在土炕上,这是每个人唯一的私人空间,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谈不上书桌可言,我只是在果园看果时偷偷画点画,坐在铺盖卷上学“毛选”。远离书画的我,完全靠记忆来“精神会餐”,昔日读书写字的快乐时光让我可望而不可及!

        写到这儿,不禁想起舅舅杨宪益“文革”时的牢狱之灾。作为一个翻译过《离骚》《资治通鉴》的大翻译家,在不足二十平方米却关了二三十人的牢房里,绝无任何文学经典可读。可他一点不沮丧不气馁,还给同屋的犯人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来打发时间,你能不说那也是一间特殊的书房吗?

        我到过许多文学前辈的书房,无一例外地都是书海如山。漫画家丁聪家的书和画册从柜里漫到地上,出版家范用床底下都是书,诗人邵燕祥的书报从地上码起足有几尺高。杨绛先生的书房是我见过的最简洁的,它从未装修却一尘不染。水泥地,大书桌,书橱,窗明几净,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但是书桌上的纸张笔记,摊开的字典书籍,显然都在告诉来客,书房里高龄的女主人笔耕不辍,这会儿只是刚离开桌旁。

        我参观过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的故居,走进一间小厨房,让我意外的是《呼啸山庄》的天才作者艾米莉·勃朗特原来还是个担负繁重家务的女孩。我在《拾回的欧洲画页》一书中曾写道:“她每日起身最早,烹调,熨衣并烤制全家人食用的面包。两屉木桌上摊着她的书、纸和铅笔……在厨房里插空学德文,还记录下瞬间掠过的思绪火花,她希望通过这些书籍开阔眼界。”这有点像我,我也喜欢做家务,喜欢同时做几件事。洗洗菜,再去码两行字,岂不惬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开始写作,那时俗称这份苦差事叫“爬格子”。住在面积32平方米的房子里,三代同堂,我常会在家人睡下之后,夜半在小厨房里爬格子。

        2000年“房改”,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房,不久又添了一台半旧的电脑。刚搬完家,我妈来京探亲,我将新卧室让给她住,我就睡在可以拉成小床的小沙发上了。之后我写下了《我睡在书房里》一文。文中这样写道:

        “我喜欢头朝窗睡,透气儿,而且我便可以一览无余我的全部藏书了。这是刨去门的位置足占一面墙的大书橱,正面对着我。”

        “书架上……有爸爸妈妈慈爱的笑容,爸爸生前用过的书桌留影,那盏绿座儿台灯和红色圣诞花……”

        今天拥有一间书房不算什么,但读书的人少了。由此可见,读书并不在乎什么条件,再好的条件不去读书如同井底之蛙,还不如巴掌大的地儿,读万卷书尽显天地开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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