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南相

    52岁那年，我读过三部能够记住的书。纳博科夫在长篇小说《普宁》中，开笔就将这位52岁的普宁教授从外到内仔细地刻画：“穿短袖衬衫和松松垮垮的长裤子，两条腿一搭起来，就露出好大一片光腿”。他是赶往美国的一所大学讲座，却坐错了火车；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中写的也是一个52岁的诗人，生命走到了没有激情没有滋味的地步，不知去哪里度假，却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威尼斯，遇到了激活他生命深处的美男少年；还有库切的《耻》，也写的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他叫戴维·卢里，每周二下午准时去一条大街跟一个女学生幽会，竟至东窗事发被赶出校门。三位52岁的男人都颓然地走向人生的黄昏。

    那一年，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也52岁了。我选择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离群索居，不觉已然三年。那个城市距我的故乡十分遥远，是古时发配的蛮荒之地。改革开放以来，因毗邻香港，沾了香味儿，率先富了起来。香港和台湾两地老板相继在这里开办工厂，针织、电器、食品等大小工厂为当地经济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一个小小的乡镇收入居然能够抵得上内地的一个大省！于是乎，全国涌来了大批的打工仔，做起了发财梦。我也如梦般地在这个城市漂着，说成逍遥也未尝不可。我不是做什么发财梦，只是想换一种活法儿，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自己活一回。这种选择在当时能够毅然作出，并不容易。即使在今天，深圳的朋友们说到我当初的这种离乡背井，孤身远居，也在感叹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要放弃许多俗世的东西。比如那种功名的东西，有人一辈子都在追求却无法得到，却让我轻易放弃了。放弃，其实还不仅是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人生的权衡。

    当地人管广东以外的人一律叫北佬。由于天南海北的人越来越多，北佬的叫法便有了细分。尤其那些吃官饭的人，也会讲普通话，他们见识多了，也能分清个江南江北。于是乎，他们常常会把我当作南方人。每当酒桌上相遇时，他们就会问我：你是南方人吧？（他们所说的南方人，是指江浙一带的）每每到了这时，我就会说，我是东北人。他们就会惊讶：你不像东北人，东北人高大威猛，而且特别能喝酒的！我知道，我常常会因白净斯文，个子不高，又有所谓的读书人那股子呆劲儿，加上也不大喝酒而被视作南方人，但真正交谈起来，我的性格仍然有着无法掩饰的东北人的特点：直言快语，嗓门也不压低，豪爽而不磨叽，性情来了，也能豪饮几杯白酒，当然他们更多时候是喝红酒，喝那种年头多的法国红酒。这里的人虽然出身土，但是，由于开放速度快，迅速变“洋”变“香”起来，变洋么，是将法国的、巴厘岛的、澳大利亚的好东西任意搬来，一条啤酒街很快变成了红酒街，变香，就是变得香港化了，诸如店名纷纷叫作“兰桂坊”“百金翰”什么的。他们也学上海，把一条街称作一里洋场。他们之所以没叫十里洋场，大概还是感觉不如大上海那般气派吧！

    当地的朋友可能怕我孤独，经常叫我参加饭局。围坐在一张餐桌前，满登登的人好生热闹。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索性就当作听一群鸟叫，窗外有花香，四季都有，“鸟语花香”，其乐融融，只不过至今我也没有听懂广东话。如果我喜欢唱通俗歌曲，恐怕早就学会广东话了，问题是我只喜欢古典音乐。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52岁那年离开东莞来到了深圳，有幸被深圳交响乐团聘为驻团艺术家。人生也就多了一项内容：音乐。准确说是交响乐，每个周五，都有现场交响乐听，很是滋润。听懂了，高兴了，就写篇乐评，写得多了，竟被人称作乐评人。并由此带来“乐境”（我的微信名）。动静之间，八年时光竟倏然而去。我已来到了60岁的门口。

    我是那种因文学而改变命运的人。34年前的那个冬天，我被视作特殊人才，经省委书记特批，破例调进辽宁作家协会。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仅靠发表几篇小说的文学青年而言，这种童话在我的故乡到处流传。这应该是深圳特区的办事方式，而我的幸运则发生在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

    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有多冷。大街上一片光秃，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儿。马路有冻裂的伤口，在凛冽的西北风中痉挛。身后的沈阳南站，还是旧时的模样，高高的建筑尖顶，像戴着古怪的绿头盔。

    辽宁作家协会在大青楼。高墙深院，名门大宅，万千气象。那是张作霖的大帅府，也是当今城市的名胜之地：张学良公馆。那年月的作协与作家（尽管从“文革”年月熬过来，刚刚恢复元气）也是很牛的！

    那时我担任编辑的《鸭绿江》文学月刊，因思想解放，敢登别的刊物不敢登的作品而闻名天下。如林彪选婿的《大海作证》和祖慰的《来函照登》，还有《省委第一书记》等小说，都很出名。老主编惊喜之余，整日搔着光亮的额顶，愁叹每期近40万发行量所需纸张的来源。

    我曾对朋友们感叹，我在不惑之年，一直困惑着；但还没到知天命之年时（48岁的本命年），却突然知道天命了。为此我毅然决然地摆脱了主编兼社长的岗位，以驻会专业作家的身份，获得自由，来到完全陌生的岭南，在中国作家协会东莞的创作基地一待就是三年。这样的举动，突兀而执着，有人费解，却也有人羡慕。

    改变自己，换一种活法儿，这是我生命中的内驱动。是魔是仙，见仁见智。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便有了西部之行。我在黄河源头的探险与涉足柴达木荒漠的奇闻，让我有了《黄河悲歌》《求索黄河源》《西部生命》《黄河源的狼》《悟沙》等系列散文，那是些峥嵘的文字，飞扬地为我带来诸多光彩。要么获奖，要么选入中学生教科书和大学各种模拟考卷。而我的人生也在那些年月追求刺激，追求自由，追求放达，追求漂泊或流浪。

    当然，我是个传统型的认真努力之人。曾为评职称而“悬梁刺股”突击外语。然而，在自己“双破格”评为编审之后，还没等得意多久，那些没评上的人也都走了作家系列，而且作家职称由中国作协的评定放权到了各省。所以，一级作家的门槛就容易迈入了。最重要的是不考外语了。我曾跟朋友们调侃道：自己相当于挖地下道越狱，万分辛苦地挖通逃出来，结果没跑多远，身后的人已获得了大赦。

    其实人在许多时候，苛求是没多大意思的，而在你不经意间，却可能会创造一个记忆——那是我在柴达木那片犹如月球般的芒硝荒漠中，折断了一柄伞状矮树，擎回宾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棵植物叫什么，直到在西安见到李若冰时，才知道这是沙棘。

    我要说的是擎着这棵沙棘由柳园上车而至吐鲁番、高昌交河古城、乌鲁木齐，再从那里返回北京、沈阳。有意思的是因了这枝沙棘，我一路交了好运。上车时本来就没有座位，但是列车员和列车长都因好奇，问我拿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用。我就开玩笑说这是菩提树。他们便问我有什么用？我说可以治病。他们问治什么病，我说：心病。我乱说一气，他们就十分高兴，于是，就给我安排了卧铺。到了北京站，我的一位军界大校朋友前去接我，他十分自豪地在前边高擎着它，令所有拥挤的人闪躲让路。这棵沙棘我原本是没想带着它回家的，然而，在一种莫名的心态下，我竟然一直将它带回家。而且，此后的几十年当中，我数度搬家，书都扔掉无数，却独独不舍得将它丢掉，至今它还摆放在我的书桌上。为此，我写了篇散文《沙棘》，被当年的《新华文摘》选载。

    我绝不是一本正经从事这种“神圣”文字的，就像前几天我读过的那部畅销小说《一个人的朝圣》。书中讲述的是一个极其平淡的老男人，在65岁那一年，突然接到一位当年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的信。对方在信中告诉他自己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被这封信突然击活的老人，走出家门，要以徒步的方式前去为友人治疗癌症。从南到北，将要穿越整个英伦。这是一个在无意识间完成了平庸到高尚的升华境界，这是一种救赎，也是一个遭受嘲笑到得到敬重的朝圣。救赎自己，救赎别人，而一切终将归于自然或质朴。

    这些年，我总是像候鸟一样，随季节在南北方奔走，而奔波的途中，总是伴着我的阅读。偶尔在火车上遇到爱聊天的人，也会那般问我：你是南方人吧？我细想一下，我确实有些像南方人了，比如，在饮食方面，我喜欢吃粤菜，学会了煲汤，也喜欢吃蒸鱼，在饮茶方面，也喜欢慢悠悠地操作功夫茶道，吃饭时，也学会细嚼慢咽，走路时，也不那么楞冲冲像去赶火车。就是说，不知不觉间，我学会了慢生活。这一切，都是南方的雨水滋润，而一晃，我已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生活了十余年。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呵！即使我长得不像南方人，这十年下来，耳濡目染的南方文化也在丝丝缕缕浸透了我的骨质。不觉间，我的很浓的东北话变得淡了，甚至令很多人听不出来我的乡音。每当遇到新朋友时，他们总是把我当成南方人，当成台湾人，香港人，还有的更离谱竟当成了日本人。有一次遇到一位懂点相学的，就跟我说，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这都是为数不多的有福之人呀。我哈哈一笑，给他讲，在东莞的一家私立医院我去治疗肩周炎，还是通过朋友的亲戚找的关系，结果，给我看病的医生千方百计劝说我做了核磁共振，被宰了一回。事后那位朋友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是那个医生把我当成了台湾老板，认为不宰白不宰。

    人生是充满悖论的。60载岁月，已属老马，即使不一定识途，也对人生不乏感悟。自然与质朴，可能构成生命中的最具光彩的片段，而煞费苦心去拼搏，刻骨执迷什么的，似乎并不能接近生命的真义，甚至相反。无论南人北相还是北人南相，心顺则安，心安就是吉祥，就是有福之人，这或许就是这些年南北跨越见识之后的淡定吧。

    （作者刘元举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