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之殇也需高调“救市”

1、高技术、高花费下的无效医疗引发医怒

    医患关系从紧张走向冲突，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文化原因。前些日子，针对马路上的司机愤怒，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路怒族”。那么，套用这个词，是否也有一个“医怒族”存在？

    引发“医怒”的个人与社会原因之一是高技术、高花费下的无效医疗。首先迁怒于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保障水平不够高。但怎样才能达标，恐怕不能由着性子来。美国花了17.9%的GDP投入医疗卫生，依然还有近1/3的人没有医疗保障。希腊的高福利（包括医保和社保），最终导致国家财务破产，债务违约。这里就涉及福利欲求与资源供给的落差，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GDP的一半用于医保和社保，而且即使这样做了，也未必能填满这个巨大的黑洞。其次迁怒于医院的作为，殊不知这是医疗高科技的天花板效应。低技术时代，诊断治疗手段都很有限，一把草，一根针，几片阿司匹林，手术局限于腹部及四肢，就那点能力，大家也认命；如今的医院，检验、检测楼最庞大，声光电磁技术悉数引入医疗。过去只有透视，现在有计算机断层摄影、磁共振成像、各种超声检查。过去只有人工肾（透析），如今不仅有体外心肺装置，还有了人工肺（叶克膜）。过去只能移植肾脏，如今除了大脑移植还不成熟外，几乎所有器官都可以移植。但这种能力的扩张，需要大量的医疗技术与高费用做支撑，而且诊断技术大于治疗技术，也就说诊断水准高了，治疗水准却不配套，结果是病人的花费多了，疗效却没有明显改进，甚至是在高期待下发生人财两空的局面。心理不安与躁动变得不可平息，医怒情绪便指向医护人员。

    当然，确有少数医护人员的沟通能力、共情能力、抚慰能力不足，不能细心解释病情的复杂性，不能引导患者接纳痛苦、豁达生死，相反，个别人的傲慢、冷漠、贪婪做派恰恰点燃了“医怒”情绪，并使得这种情绪在传染。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自媒体的兴起，各种负面的医患冲突被选择性地渲染、放大，激发了社会群怒，仿佛中国就是一个医患冲突的格斗场。其实，医患冲突实际比例还是很小的，据统计，2013年中国医疗门诊数达73亿人次，若99%的人满意，1%的不满意案例就会是7300万，0.1%的医患冲突，就会是730万。

2、警惕舆论场上的“猎奇主义”与“民粹主义”

    “猎奇主义”与“民粹主义”是当下社会舆论场上，两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风向标，不仅媒体要警觉，宣传与舆情管理部门也要警觉。

    人人都有猎奇心理，因此在接受各种信息时会有所选择，先关注那些闻所未闻的“人咬狗”，而对“狗咬人”则充耳不闻。因此，信息发布者便投其所好，打着灯笼去找“人咬狗”的故事，而且还要挖掘出“人咬狗”的“戏中戏”“谍中谍”来，把百姓推到激愤、偏狭的情绪漩涡之中，助推了社会的仇医情绪。其实，医患关系、医护队伍，友善是主流，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撑起了中国的医疗保健事业。无论是平时的诊疗，还是瘟疫、灾难降临时的救助，都体现了救死扶伤的不辞责任和慈爱情怀。当然，不排除有少数人背弃职业信仰，违背职业操守，唯利是图，极少数人甚至草菅人命，他们也是医务界亟须清除的败类。因此，社会舆情不能放任这种“猎奇主义”，任由它去激化社会矛盾，撕裂医患关系，而应该培育一个媒体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一是主流媒体要加大正面引导，加大医护正面典型的报道力度，让老百姓知道医务界的队伍素质是一个“橄榄形”，即恪尽职守的中间人群大，先进典型与医界败类的两头小，而非“哑铃型”，即要么“白求恩”，要么“白狼”。二是要对于那些刻意或恶意制造医患对立情绪，撕裂医患关系的报道及背后偏激立场以及断章取义手法予以揭露、分析、批评，使得正义、理性的声音占据制高点。

    “民粹主义”是社会民主进程中的必然代价。在社会转型期利益再分配过程中，总有人有意无意地将民主、民生、民权跟法治、纪律、国家对立起来，助推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并冠以冠冕堂皇的“人民利益至上”，然后自封“为民请愿”的代言人，以人民的名义，绝对主义的立场，破福利事业及坏法治进程的循序渐进演进。医疗保健是“民粹主义”的爆发点，大帽子，危言耸听言论不绝于耳。其实，生命的偶然性，医疗资源永恒的短缺性，造就了国民医疗保健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福利忧虑与怨气，很容易被人利用，发展成为政治事件。因而，政府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改善国民保健与医疗服务，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减少因病致贫的社会悲剧，同时也要增强抵御“民粹主义”的能力，理解医疗福利的永恒短缺性，以及改进、改善的阶段性。相信明天会更好，而不是戾气当道，伤医毁院。

3、“任性维权”终将导致“医疗难民”泛滥

    法治社会，维权意识的提升是好事情，但首先要弄明白，哪些是权利，哪些不是权利。“病了不痛”“病了不死”显然不是个人权利，怎可把生命与死亡，当作与医学、医院、医生讨价还价的道具！

    中国人讲生命，不仅是生生不息，还包括性命、命数。“走着进来，躺着出去”不都是医学的无能，医生的差错。你可知在许多情形下，医生也回天无力，虽一往情深，却万般无奈。

    失救有三重境地，一是无计可施，二是有技难施，三是有技误施，这有一定的概率，只能尽可能减少差错。而且，医院不是生命的交易所，“花钱买命”的交易也无法成交。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不能保证药到病除，术到病除，人财两空完全可能，而且比例还不小，因此，无论是亲属，还是医护人员，都要表现出一份豁达。抢救室里的“永不言弃”只是一种道德承诺，而并非技术承诺，更不是复活、不死的保证。车祸有概率，癌症有概率，抢救、复苏也有概率，不能任凭一时激动，做出伤医毁院的行为。如果非得要任性，就得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什么维权行动。

    如果非要把失治失救的责任都推给医生、医院，希望通过维权来获得补偿；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生死教育，国民无法渡过丧亲的精神颠簸的峡谷，那么，医学无法承受，医生无法耐受，医疗救助体系将在这种“维权”攻势下崩解。最后不只是医院的破产，医生的叛逃，而是“医疗难民”的泛滥。试想有一天，病人成堆，无医可求，这是你所希望的吗？（田雅婷整理）

■延伸阅读

管理者应具备松绑的艺术

    在当下医患冲突不断白热化的情形下，医院管理者应该有化解的良策，松绑的艺术。

    首先要教育医护人员强化自身的反思，努力提升医患沟通能力、共情能力、抚慰能力，先入情，后入理，然后情理交融。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们医护人员的服务品质提高了，医院的场所精神，即敬业、悲悯、慈爱、友善等精神改善了，许多原本一触即发的冲突都会悄然熄火。

    其次，要通过各种渠道实施医疗与社会的大沟通，告诉公众即使是高科技、高消费，也不能逆转生老病死的进程。医生并非神仙，医疗技术也非万能，救治过程中，尽管全力以赴，也不能全数起死回生。医学界要承担起高技术、高消费环境下国民生死观、医疗观、健康观的重塑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