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斯奈德与20世纪中美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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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美国现代派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叙事碎片化、意象迭加、时空跳跃等时代特点，与传统的英美诗歌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他开创美国现代诗歌先河的故事要从他发现中国古典诗歌开始。其实，美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崛起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在20世纪初，英美诗歌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经过了100年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浪漫派诗歌的活力、精神和作用仿佛已经变成了一种视觉模糊的情感宣泄，失去了它最初的诗学力量。英美诗坛正在寻求振兴的出路，希望有一种新的灵感、想象力和创作模式出现，以重振衰落的英美诗歌。正是在这个时刻，庞德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

    1913年，美国东亚研究专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莎（Ernest Fenellosa）的遗孀将其丈夫的遗稿交给了庞德，使庞德深度地接触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从而开始了他与中国文化长达近60年的神交。1913年应该是中美文学关系史上重要而神奇的年份，几个影响美国文学进程的重要因素汇聚到了一起。如果没有费诺罗莎的遗稿，如果没有庞德对这些遗稿的研究和推广，英美现代派诗歌也许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庞德不遗余力地推介费诺罗莎，有两个重要成果：第一，翻译出版中国古典诗歌集《神州集》（Cathay，1915）；第二，编辑出版费氏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Medium for Poetry，1919）。

    庞德特别推崇费氏的这篇论文，认为它为振兴英美诗歌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在文中，费氏谈到中国的象形文字将形象与理念完美结合，达到一种理性与感性相辅相成的境界。费氏认为，这是诗歌语言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庞德对这个观点非常认同。他觉得，这为英美诗歌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答案。与表音文字的英语不同，汉语是表意文字（ideogram）。每一个中国文字都是一幅图画，但同时又是一个概念。每一个文字都是具象与抽象的结合，这是英语没有办法做到的，但也是诗歌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庞德在他后来的生涯中常常提到中文的这种具象与抽象结合的特点及其巨大的表现力。他会举例说，“田”字就是四方的土地，“男”人就是在田里耕作的人。“早”晨就是“日”（太阳）挂在树上，“明”就是“日”和“月”的光等等。他特别欣赏中国古典诗歌的简洁和明快，用简洁的意象就能说明一个问题，不需要用抽象的思辨去解释和说明。

    庞德的代表作《诗章》第49首（Canto XLIX）包括了这样一首中国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劳动号子，它反映了劳动者简洁明快的思路与具体可视的想象。庞德认为这是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的典范，即“突然间产生的、智性与感性的综合体”。在他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和创作模式都与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不谋而合。

2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 ）是20世纪中叶崭露头角的美国现代诗人，是著名的“垮掉的一代”诗人之一。这一代诗人与庞德为代表的现代派有一代之隔，他们有不同的诗学理念和诗学追求，但是他们所处的情景、所面临的问题与现代派诗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寻求对现状的改变。如果现代派诗人对诗歌现状感到不满，那么“垮掉的一代”就是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

    如果我们看看“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品《嚎叫》和《在路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英雄都是叛逆者。他们吸毒、酗酒、玩同性恋，他们放荡不羁，无视社会规则，无正当职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自甘堕落，而是为了反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美国的主流文化所禁止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换句话说，“垮掉”被当成了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

    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基督教”的主流文化，“垮掉的一代”希望找到一种替代文化。在寻觅之中，他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找到了中国，找到了东方和佛教。斯奈德24岁时翻译了《寒山诗歌》，在寒山诗歌中找到了他所想要的诗歌语言和生活方式。26岁时，他前往日本寻找东方智慧，在那里居住了12年，娶了日本妻子，皈依了佛教。54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参观了寒山的故乡浙江天台山。斯奈德的思想发展路径有一定代表性，中国并不是他在诗学上标新立异的结果，而是他寻求拯救的一个真实路径。

    寒山（618—907）是唐代隐居在浙江天台山的一名和尚，他常与朋友拾得一起谈经论道，清贫而快乐。据说，寒山曾经问：“世人如谤我欺我侮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答道：“你且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斯奈德在寒山身上看到了一种超脱和与世无争的思想境界，一种远离社会、自由自在、抛弃了清规戒律的自由生活。这正是“垮掉的一代”所向往的生活。

    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写道：“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改变。”寒山在天台山的岩石、树木上留下了大约300首诗歌，表现他抛弃世间烦恼、潜心向佛的愿望。世人笑他疯癫，其实世人不懂他的智慧：他是以疯癫对抗尘世。“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联溪难记曲，叠嶂不知重。”天台山的路难行，就像通往佛教智慧的路难行一样，天台之路成了彻悟之路的隐喻。寒山诗与庞德发现的中国古典诗歌一样，充满了具象与抽象的巧妙结合。

    中国文化对斯奈德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斧柄》一诗描写他与儿子正在伐木做斧柄，突然一句中国文学理论名言闪入他的脑海：“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该名句来自陆机的《文赋》，意思是：至于前人的写作诀窍，则如同为斧子做斧柄，虽然样式就在眼前，但那得心应手的熟练技巧，却难以用语言表达详尽。因此，虽然“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但真正把握中国语言和诗歌的精髓其实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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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德和斯奈德仅仅是20世纪从中国文化获得灵感的美国诗人的典型代表，还有其他许多美国诗人从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中汲取过营养。著名学者赵毅衡在《诗神远游》（1984）一书中列举了近40位美国作家，说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改变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路径，对现代和当代美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台湾学者钟玲称这是美国诗歌的“中国梦”，大陆学者朱徽称这个现象为“中美诗缘”，认为这是中美文学在20世纪的一个重要的缘分。

    然而，中国文化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究竟有多深、程度究竟有多大？在学术上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美国学者罗伯特·克恩（Robert Kern）在《东方主义、现代主义与美国诗》（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1996）中认为，美国现代派诗人所寻找的具象与抽象结合的语言是西方17世纪以来所构想的一种理想语言，从莱布尼茨和培根开始，西方就在寻找一种被称之为“亚当的语言”（lingua adamica）的理想语言，或堕落之前的语言。与其说庞德等人是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倒不如说是他们将西方所构想的理想语言投射到了中文之上，然后将它挪用来改造西方诗歌。

    克恩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误解。他运用萨义德的“东方学”的概念，试图证明西方所描述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中国，而是他们的想象：他们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了中国之上。艾略特（T.S.Eliot）在《庞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nd，1929）的前言中曾经称庞德为“我们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发明者”。他的意思是，表面上庞德是在翻译中国诗歌，而实际上他所提供的仅仅是他对中国诗歌的理解，而不是中国诗歌本身。这就意味着真正影响美国现代诗歌的不是中国诗歌，而是西方自己的诗学和语言观。

    我们应该承认庞德的中国有一定想象的成分，但如果说它完全就是想象，不是基于对真实中国的认识，那就是夸大了他的想象。我们应该看到，在庞德的时代，美国文学仅仅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美国作家正在寻求一种模式能够摆脱英国影响，从而达到一种文学上和思想上的独立。庞德翻译中国古代诗歌，崇尚中国语言，翻译《四书》《五经》，正是为了借助中国文学的力量改造美国诗歌，从而达到构建美国诗歌的独立身份的目的。斯奈德等后辈诗人的“中国梦”可以说是追随庞德的结果，也是庞德的“新诗”运动在后世的延续。

    要看到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影响美国现代诗歌，我们只需要重温著名现代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的一句话：所谓美国“新诗”其实就是“日本诗——更准确地说，中国诗——的一个强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