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学术是社会的良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的办公室里，沿墙一排满满当当的书柜格外醒目。柜中之书，为李培林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营养，架设了通往科研舞台的阶梯。书柜之外，还有一部更精彩的书，它增长了李培林的人生阅历，助力其在探索道路上不懈跋涉。这部大书就是社会。

 

    近30年来，李培林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目光始终关注着社会和人。他实地探访西南深山里濒临倒闭的工厂，在珠三角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中村开展问卷调查；他为如何改善鲁西北盐碱地上穷苦农民的生活而忧虑，也把东北失业下岗职工的生计放在心头……他以社会学家的担当，关怀普通民众的冷暖，关注中国社会的巨变，寻找解读社会变迁的钥匙。

 

    “令我倍感欣慰的，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现实起到了一些作用，而是我的研究已融进中国社会的伟大变化中，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回望走过的学术之路，李培林如是评说。

 

1、结缘社会学，“期待掌握解读社会复杂性的多种方法和视角”

 

    每每翻开《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念变革——巴黎读书记》，在法国寒窗苦读时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李培林眼前。这本1993年出版的小册子，收录了他在巴黎期间撰写的文章，记录了他的所见与所思。

 

    1977年，高考恢复，李培林结束了军旅生活，入读山东大学哲学系。在那段国门初开、思想解放的日子里，他沉浸在哲学世界中，享受着思考的魅力。“从那时起，我将钻研学术设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也产生了到国外开阔视野的想法。”1982年，李培林顺利通过公派留学生考试，并于第二年赴法国深造。

 

    攻读社会学，是李培林初到法国后的选择。“法国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故乡，涌现出了孔德、迪尔凯姆等先驱，而且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代，我期待掌握解读社会复杂性的多种方法和视角，回国后学以致用。”从此，李培林的研究方向从哲学王国转向了现实世界。

 

    在法国求学的5年间，李培林在导师指导下研读了大量西方经典文献。紧张学习之余，他到比利时拜访了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探讨了“耗散结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运用的可能性。利用假期，他游览了欧洲主要城市，感受异域文化、考察制度设计，眼界大开。

 

    虽然身在异邦，李培林却始终关注祖国的改革发展。每当在报纸上、新闻中，看到一项项改革举措的推出，他总是难掩心中激动。“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反思的年代，新的现实和新的开拓前景要求人们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跟踪那生动的变革过程。”继1984年获里昂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后，1987年，李培林获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他便与夫人一起踏上归国之旅。

 

    回国之初，结合改革形势，李培林撰写了大量介绍欧洲现代社会观念变革的文章，探讨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和走向后现代化过程中的“断裂点”。这一关照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人们对思维方式变革的认识。此后，李培林始终关注国际社会学研究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前沿成果。

 

    “从农业、乡村、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城市、开放社会的转型比经济体制转轨更加长期、更加深刻、更加艰难。”伴随着知识结构的逐渐完善和对中国社会的不断了解，李培林将所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更为娴熟。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中，他在国内首次对“社会转型”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此后，《“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等文章、著作的接连推出，使“社会转型”概念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和认可。

 

    “在中国搞社会学研究，就应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要搞翻译似的文本转换，不能作国外思想名家著述的中国式注本。要走出书斋，经过详细调查，得出创新的结论。”立足本土，始终是李培林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基调和底色。

 

2、从巴黎到陵县：“找到了汲取学术营养的根”

 

    “你出国这么多年，国内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要研究社会学，就需要了解这些变化。你得多花些时间，到基层做一些调研，补上这堂课。”1988年，刚从法国学成归来、入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李培林，被时任所长陆学艺派到山东陵县，带领一个团队进行调研。

 

    彼时，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地处鲁西北黄河沿岸的陵县，贫苦农民在有了种植选择权后生活迅速获得改善。这一状况吸引了观察者的目光，也使陵县成为了调查试点县。

 

    沙土和盐碱地，破旧的街道，没有暖气的平房，难生的炉子……初到陵县的情景，给刚从繁华之都巴黎回国的李培林带来极大的心理反差。“这让我感到，使农民富裕起来何其艰难；也使我明白，认识中国必须从农村开始。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蜕变，找到了汲取学术营养的根。”

 

    此后一年间，李培林跑遍了陵县所有村庄和50多个政府部门。他深入农家，与不善簿记的农户一起计算货币和实物收入；走访机关，为一个数据的真实性与统计部门争得面红耳赤。他深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观察一县，明了一国如何运转，从此心中有数，“到哪儿再也不讲外行话了”。

 

    在陵县的一次座谈会上，曾挂职陵县县委副书记3年的陆学艺对一份声称“从1980年到1988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20多倍”的总结文件提出质疑。他认同农民生活确有很大改善，但对“20多倍”则心存疑问，于是建议李培林认真研究一下。

 

    李培林在调查中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人均分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概念在统计范围和口径上有差异，加之未扣除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距，未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表面上增长倍数很大。他利用口粮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食品结构、营养水平等指标进行了测算，得出了“陵县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约4倍，并受到很强的短期价格补偿因素的影响”的结论。

 

    1990年，李培林撰写的首批调查文章《评价农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及其应用》《我国县社会的职业群体结构》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和《管理世界》上，引起学界关注。此后，李培林以更加饱满的学术热情投入乡村研究，而不随大流、勇于求真的探索精神始终未曾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中村不断涌现，城管执法、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一时间，“城市毒瘤”“中国式贫民窟”成为城中村的代称，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一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口号，向城中村宣战。

 

    2001年，李培林奔赴广州，对40多个城中村开展调研。他先后探访原村民、外来打工者、小老板、租居的白领等400余人次，深入的交谈和分析使他发现，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变动和社会网络重组。“城中村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桥梁。”

 

    “为防止因‘城中村’改造带来激烈社会冲突，改造不宜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切忌在‘几年大变’的冲动下一哄而起，要充分考虑城中村为农民工和底层职业群体提供居住并避免出现贫民窟的功能。”李培林向广州市提出中肯意见。

 

    几年后，《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出版，这部构建了对中国村落终结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旨在探讨中国村落经济运行社会逻辑的经典之作，是对那次调研的理论总结。费孝通先生高度重视这项研究，亲自题写了书名。在李培林看来，这是鼓励，更是期待。

 

3、“学术研究不面向实践和国计民生，是极为可悲的”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但这项工作主要由经济学界进行，鲜有社会学研究者介入。1992年，李培林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出版，极大拓宽了企业组织研究的视域。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序言中写道，该书“提出国有企业组织创新和转型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经济学界的研究、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生产率虽有所提高，但却陷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僵局，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不断恶化，失业问题突出。李培林发现，既有理论难以解释这些现象，于是决定到实践中找寻问题的症结。

 

    1996年8月至9月，李培林带领课题组对全国10个城市508家企业（其中包括358家国企）进行问卷调查。1997年9月，他又走访了东北9家大型国企，个案访谈了企业职工100余人次。在耐心倾听国企职工真实心声，详细了解国企发展历程和主要功能，认真分析原始资料和统计数据之后，李培林将目光聚焦到国企的“社会成本”上。

 

    “在那个年代，国企不完全是市场主体，它承担了职工养老、医疗、住房、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等诸多社会职能，这种追求综合福利最大化的逻辑，必然导致其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李培林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既有利益格局出发，研究国企改革的操作化程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就需要在国企改革中提供‘外部替代性资源’，例如，以社会保障替代国有企业的单位保障，以社会服务网络替代‘企业办社会’等。”

 

    东北一行，“社会成本”的有益探索令李培林倍加振奋，而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境况则让他分外牵挂。“我的研究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如果学术研究不面向实践和国计民生，则是极为可悲的。”在完成《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后，李培林立即投入了对就业问题的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开始的后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转变，是造成失业下岗最深刻的原因。”长期的观察与积累使李培林敏锐地认识到，此番后工业化过程的开始，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局面。详细论证后，李培林撰写了题为《扩大教育、推迟就业、缓解失业》的《要报》，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高度认可。

 

    此后，围绕如何应对就业挑战、实现下岗职工再就业，李培林深入一线开展调研，详细论证并向相关部门建言献策。特别是在2002年对辽宁省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1000个样本下岗职工进行抽样调查后，他发现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对此，他提出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不仅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要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加强对下岗职工转岗转业培训，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为改革凝聚力量。

 

4、“面向现实做学问，才能对症下药”

 

    “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它拉近了社会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距离。”李培林认为，社会学研究者只有抓住这个机遇，加强对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积极为国家贡献智慧，才能在新的时代有所作为。

 

    2005年2月21日，李培林与景天魁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政治局讲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翌年，他奉命参加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重要报刊陆续刊发《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等文章，出版专著《和谐社会十讲》，以学者的立场和理性的笔触阐释理论、勾勒前景。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理论探讨必不可少，但绝非全部。只有通过调研，面向现实做学问，才能对症下药。”李培林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明晰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影响因素，才能找准着力点。

 

    2006年，李培林组织了以“和谐稳定”为主题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研究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并对中产阶层、农民工群体等进行了专题阐述，成为把和谐社会研究纳入规范科学领域的开创之作。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和谐社会理论研究阵地不断拓展。

 

    “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问题，但它有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在李培林看来，和谐社会不只是利益层面的和谐，还包括价值层面的和谐。“妥善处理经济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公平与效率这四个关系尤为重要。”

 

    立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李培林不断创新和拓展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研究——运用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揭示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设计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呼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采取从主观行为取向追究结果的方法开展社会矛盾研究，提醒人们要“全面看待‘社会矛盾多发凸显’的说法”，得出极具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的结论；提出“中国经验”这一具有启发性和弹性的概念，并对其内涵和基本要点作出阐述……

 

    “前人曾把学术的最高境界概括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要有‘蓦然回首’的功夫和机遇，就得耐得住‘独上高楼’的寂寞，有‘终不悔’的执着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傻气。”李培林多次对学生讲，耐得住枯燥与寂寞是治学的诀窍。这是他对学生的期许，也是为自己设立的学术坐标。

 

    （本报记者 王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