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磐的著作权

    钱锺书说：“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宋诗选注·序》，《钱锺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47页）但是，纵观文学史，小家也有吃亏的时候，其作品的所有权往往遭受损害，简直是有苦说不出。明代的王磐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他的那首小曲［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脍炙人口。几乎所有文学史的明代部分都绕不过它。以致这小曲产生晕轮效应（halo effect），使我们认为王磐只有这么一首作品，对他一生所知甚少。据清代《高邮州志》卷十《文苑》有王磐传：

    磐，字鸿渐，有隽才。好读书，洒落不凡。……性好楼居，构楼于城西僻地，坐卧其中，自号西楼。

    王磐作品有诗歌专集、散曲集，还有《野菜谱》。但他身后萧条，诗集散佚，散曲和《野菜谱》的所有权（authorship）和著作权（copyright）都遭肆意侵害。

一

    《西游记》就侵害过王磐的《野菜谱》。它写取经僧过西牛贺洲——离天竺国已很近——隐雾山时，唐僧被花皮艾叶豹子精和手下群妖捉进折岳连环洞。悟空、八戒费了一番周折，解救出师父，连带把本地一个樵夫给解救了。樵夫母子甚是感激唐僧师徒的救命之恩，就地取材，采集山里的野菜，备了顿斋供，招待四人。不厌其烦地把这份菜谱给罗列出来，招待普天下看官。实际上，这份异域的野菜谱并不具海外风味，而是实实在在的本地风光，因为它们都来自高邮人王磐的《野菜谱》。王磐《野菜谱》罗列60种野菜，我们依次把它们编上序号，下表左栏《西游记》引文括号内的数字，就是它在《野菜谱》里的序号。我们先来看这个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西游记》这一段提到39种野菜。其中，“莴菜荠”可能是“蒿柴荠”的传写之误。因为莴菜和荠菜是不同的种类，不可能有什么“莴菜荠”；“野落荜”大概就是《野菜谱》中的“野落篱”。由此，可见，它们无不来自《野菜谱》，毫无疑问。

    我们知道《西游记》的定本出现于1592年（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680页）。《野菜谱》出现于何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序例中说，“嘉靖中，高邮王磐著《野菜谱》一卷，绘形缀语，以告救荒”。《本草纲目》写成于1578年，由此可见，王磐《野菜谱》出现于16世纪早期。

    此书在当时及明末颇有影响。1591年李时英为《遵生八笺》作叙，就是说此书至迟成就于此时。该书高濂《饮馔服食笺》中卷《野蔌类》子注：“余所选者，与王西楼远甚，皆人所知可食者，方敢录存；非王所择，有所为而然也。”可见，高濂也是见着王磐《野菜谱》的。二人的野菜谱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高濂是讲究养生者，野蔌是表现隐逸情趣，追求养生。而王磐的野菜谱，是出于救荒疗饥，聊充口腹。正因为此一仁人用心，所以菜名也就不为高邮之外的人所知，都是本乡土语俗称。王磐本来也就是为他饥肠辘辘的老乡着想的。1622年鲍山在《野菜博录》的序中说：“及阅王西楼《野菜谱》若干种，每访采其异者于家圃以供野味，惜其种类局而未广。”就是受王磐《野菜谱》的启发，扩编撰就《野菜博录》，共“四百数十种”。

    所以，《西游记》的作者或编者对王磐《野菜谱》是熟悉的，带着一种游戏精神，把菜名罗列起来，重新组合，成为《西游记》中插入的韵文里的上乘之作。也可以说，这是《西游记》用自己的方式向王磐这位具有仁爱情怀的艺术家致敬；限于章回小说的体例，它没有提到《野菜谱》，也没有提到王磐，是可以理解的。用现代的眼光看，却是不太妥当。

    我们说王磐的著作权受到严重侵害，并不是指《西游记》的作者或编者。而是另有所指，就是《食物本草》。该书在1638年出现，有李时珍、陈继儒的序，声称是李时珍编纂。但可能是一个自称“蒿莱野人”的姚可成杂纂而成。该书卷首是《救荒野谱》，分《救荒六十种》《补遗六十种》。《救荒六十种》就是王磐的《野菜谱》，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

    这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恶劣，简直是混淆视听。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有《救荒野谱》署“明姚可成辑”。其实，就是《食物本草》中抽出的卷首《救荒野谱》，竟完全和王磐《野菜谱》脱离干系！我们也不是说姚可成居心险恶，要篡取别人著作。这大概是因为古人著作权意识淡薄，甚至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识。

二

    不但王磐《野菜谱》被人久假不归，他还有一首曲子给人冒用了。我们先看下表：

    《隋唐演义》中，那是妖狐妲己唱给荒淫的纣王，助他赏雪雅兴。竟然征用了N百年后高邮隐士王磐的套曲，肆意剪截，蒙混昏君，博得“纣王大喜，连饮三杯”！对于媚人的妖狐，我们后世的常人自然无法口诛笔伐。《隋唐演义》就不同了。它是加入小说中的一段韵文，自是作者或编者所为，也该由他负责。而我们知道《隋唐演义》的作者或编者是褚人获，另外还编有《坚瓠集》，读书挺多的。竟然见猎心喜，把前朝隐士的文字收编了！真是胆大妄为。要知道《久雪》是王磐的得意之作。所以，他的外孙张守中在《刊王西楼先生乐府序》中特别指出：“《久雪》之词，刺阴邪也。”

    后人对于王磐的作品肆意地巧取豪夺，显示出对文学史上小家的轻视、不尊重。也正因为这种轻视，使其作品逐渐散佚。今天见到的《西楼乐府》共收有王磐的套曲9套，小令65首（《王西楼先生乐府》，《散曲丛刊》，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71—592页）。《列朝诗集·丙集》卷十四收入王磐诗歌四首（《列朝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3759—3760页）。《高邮州志》收有王磐诗歌八首。就是说王磐现存诗歌只有十一首（因其中一首重）。

    这种攘夺，并不是只发生在王磐一个人身上。它可以说在古代文学史已成为一种现象。《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写牛布衣死后，牛浦郎把他的正本诗集攘为己有，招摇撞骗。固是小说，却非空穴来风。屈大均曾指责诗僧大汕盗窃自己的诗句：“将他人之镂心雕肾、呕出精血而得者，不难攫取以为己有，或全用，或半用，或句中改一二字而点金成铁，或全章改五六字以鱼目混珠！”（《屈翁山与石濂书》，《艺风堂杂钞》卷四）但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发现自家呕心沥血的诗文被盗窃，尤其是诗人身后；所有，主持诗人作品所有权（authorship）的任务，就落在文学研究者身上，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此所有权的有意识维护，是我们追求真理，维护真相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家文学独创性（originality）的尊重。就让我们把铲子叫做铲子（call a spade a spade），把文学史上那些久假不归的东西郑重地交到主人手里吧！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