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比较与交流视野下的“大中古史”

    6月26日至28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古典学与中世纪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协办的“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国际史学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古代大帝国（汉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瓦解之后，欧亚大陆经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断裂、延续和重新整合。这样一个历史时段，在西方史中习惯被视为是中世纪的开端；在中国史中，则对应着魏晋南北朝和唐的崛起，一些学者也称之为中国的“中古”。这次会议的主旨，一方面是让研究中国、西欧、拜占廷的中古史的专家汇聚一堂，意在突破传统地理视野的局限，把欧亚大陆的中古历史看成一个联动的整体；另一方面，因为受邀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术圈（包括汉语、英语和德语），这次会议也是一次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相互对话和借鉴的尝试。因此，“比较”（comparison）和“交流”（connectivity）成了三天里会议的关键词。虽然比较的思路在近年的史学界俨然成为热点乃至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次会议兼有如此大幅度的历史比较和如此大规模的中西史学传统对话，可谓一次具有高度开创性的学术实践，似乎孕育了一种欧亚“大中古史”的崭新历史框架的可能。

    例如，牛津大学的拜占廷史资深专家郝华德—约翰斯顿教授在分析公元600年前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时，虽然依然立足于自己熟悉的拜占廷和波斯，但同时第一次尝试利用《唐书》和《新唐书》的史料，把唐初和突厥纳入了讨论，因而引起在场中国唐史专家极大的兴趣和积极的回应。北京大学陆扬教授则通过把东罗马和中世纪伊斯兰的宦官形象作为对比纳入分析，从而清晰地揭示了对唐代宦官现象重新解释的可能。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中西中古史比较和借鉴的潜在框架，例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狄宇宙教授对中古“草原—农耕”关系，以及维也纳大学的波尔教授对中古“蛮族”问题的分析。在这种对话中，学者们愈发发现不同的学科背景对自己的帮助和启示，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交流欲。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的英文主标题是“帝国之间”（Between Empires），也暗示了会议的另一个潜在主题，那就是中古时期夹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之间区域和人群的历史和历史意义。例如，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论文就在大量证据的罗列中揭示了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在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如何在自发的商贸活动中沟通了西亚、南亚和东亚。芝加哥大学的佩尼教授则相当新颖地提出，欧亚大陆商贸沟通中的中介地位为中古伊朗文明的形成提供了财富基础。学者们围绕着这些论文的讨论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和考古证据均证明了跨洲商务贸易在中古时期的活力和塑造当时欧亚大陆格局的影响力。

    除了经济，会议论文和讨论也广泛涉及了政治结构、官职、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宇宙观等多个比较史学框架。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关注焦点。利兹大学颜武德教授、日本就实大学的李开元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海米茨教授和北京大学王晴佳教授各自的报告都涉及这一主题，因此也产生了有趣的互动。在会议最后的无主题圆桌讨论环节，宗教作为另一个潜在的比较议题被多位学者提出。中古欧亚的多种宗教形态，如基督教、拜火教、萨满教、伊斯兰教、道教和佛教，究竟如何以各自形态和各个区域的权力整合、政治话语、教育培养、风俗教化乃至财富流动结合并塑造出不同的文明形态——这样一个研究视角引起与会学者的共鸣。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包括为数不少的从事欧洲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如北京大学的李隆国、复旦大学的夏洞奇、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施廷、中山大学的蔺志强和暨南大学的李云飞等。他们的报告在会议中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这反映了过去若干年内，中国世界史学界通过扎实的西学训练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结合而实现的学术进步。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暗示了新的史学可能，那就是进一步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界限，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看世界，在世界的格局里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刘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