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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31日 星期五

    北大旧事

    傅振伦的研究生研究证

    作者:程陶庵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31日 16版)
    傅振伦先生就读北大文科本科时“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研究生研究证”。

        数年前,笔者发现并收藏了傅振伦先生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9月就读北大文科本科时“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研究生研究证”。观察此证,有三点值得考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与京师大学校研究馆的关系;本科生何以能获取研究生研究证;北大国学门何以能造就多学科的知识精英。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与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开始兴起。1921年11月,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校评议会主席)主持下,校评议会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计划设立研究所,作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于研究所下,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北大力倡“整理国故”,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首先创立。国学门主任由北大文科教授沈兼士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不仅成为全国高校第一所国学新型研究机构,也是全国高校汉学研究之重镇。

     

        1927年6月18日,奉系张作霖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在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一职。20日,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刘哲为教育总长。8月6日,北京军政府大元帅令: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等9所国立高校合并,组建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由教育总长刘哲兼任。9月26日,教育部第147号令:国立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所改名国学研究馆,叶恭绰任馆长。10月17日,《国立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规程》出台。根据《规程》,国学研究馆制订并颁布十条《研究规则》。考其内容,可视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之翻版,只是在校名及“门”与“馆”之称谓上,有所更改而已。正如叶恭绰馆长所言:“本馆自去秋改组以来,仍继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之事业……指导研究生作高深研究外,亦兼有欧美之古物馆及档案局之性质者也。”由此可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乃国立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之前身。至于叶馆长表示要继续国学门之事业,只是一种愿望,研究馆还未来得及施展宏图,京师大学校校名竟再次变更。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定都南京。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又迫于日本压力,张作霖于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6月4日,张氏在返回沈阳途中,死于日本制造的“皇姑屯炸车事件”。自此,北京军政府寿终正寝。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更名为“北平”,失去首都即京师之地位。1928年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将原北京国立大专院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的决定;9月,国民政府又决议,将国立中华大学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大学下设11所学院,其中北京大学改为“北大学院”。南京国民政府将北大降格为学院之举措,遭到北大师生强烈抵制。1929年8月6日,在北大师生奋力抗争下,北大学院独立,并恢复北京大学校名;11月9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招收研究生通告》出台。《通告》内容包括报考资格、报考手续、导师指导科目、研究年限、报名时间和地点以及奖学金等七项规定。至此,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国立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绕了一圈,前后历经两载,又回到原点。

     

        本科生与研究生双重身份的研究证

     

        傅振伦(1906-1999),字维本,河北省新河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博物学家与档案学家。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升入历史学系本科;后于1927年10月取得国立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研究生资格,并领取该馆研究生研究证。傅氏参加史学组,研究的课题为刘知几之史学。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刚刚读完两个学年的本科生,何以能获取既是本科生又是研究生的双重身份?答案很简单,傅氏与其同窗相比,自有过人之处。根据《国学研究馆研究规则》第二条规定,凡具备以下三项条件之一者,可报名本馆研究生,经审查合格者,可取得研究生资格。三项条件是:“一、本校毕业生,有研究国学之志愿及学力者;二、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有研究国学之志愿及学历者;三、未经学校毕业,而于国学有高深研究,其著作经本馆审查合格者。”这三条有一个共同点,即报名前,必须有研究国学方面的著作。对未毕业的本科生,要求则更严,“于国学有高深研究”,方可取得研究生资格。当时,傅振伦完全符合第三条要求,在史学等领域,有较“高深研究”。其于1926年主编《新河月刊》;1927年撰写《新河县志》定稿,并于1928年出版面世。在此前后,他还参加环球语协会,创办《绿色世界》杂志社,编辑《英汉双解世界语基本字典》等。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便有如此出类拔萃的智慧、质高量大的著述和较强的学术活动能量,获得本科生与研究生双重身份,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得天独厚的北大国学门造就出多学科的知识精英

     

        傅振伦于1929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任助教。考古学会常务干事,有马衡、沈兼士、陈垣、李宗侗、袁复礼等大师,由马衡担任学会主席。根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本校教员可以自由入所研究”。于是,傅氏毕业留校后,立即办理入所进行课题研究的手续,领取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讲听讲券”。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精神与物质之优质资源,堪称得天独厚,为傅振伦在历史学、方志学、金石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献学、陶瓷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积极参与朱希祖等主持的明清大内库档案整理工作;参与由马衡、刘复研究额济纳河畔西汉烽燧出土的竹木简牍的整理和记录工作;参加过易县燕下都之发掘;还两次赴欧洲考察,考察各国博物馆,使其“涉足其文书馆舍,心资借镜”。他曾回忆说:“我学史于朱希祖、陈恒;学目录学于袁同礼,学世界语于苏联盲人诗人爱罗失柯;学金石、考古于马衡”。在诸位大师指引下,使他拥有深厚的治学功力。傅先生数十年的辛勤耕耘,著述等身,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在历史学方面著有《刘知几年谱》《中国史学史概论》《中国史志论丛》《方志文库》;科技史有《明瓷器工艺》;考古学方面,撰有《简策论》《云梦秦墓牒记考释》《汉代张掖屯戌屯塞的部署》等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应特别指出的是,傅振伦在地方志学、博物馆学和档案学领域,造诣深厚,学术成就尤为突出。1935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在史学界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科学性的方志专著,对现代方志学的创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57年出版的《博物馆学概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博物馆学专著,在博物馆学界影响深远。档案学领域,著有《档案管理法》。其档案观、档案学教学以及对西方档案学观念之引入等方面,对我国档案馆的现代化和专门化,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由此可见,傅振伦先生作为多学科研究卓有成效的代表,集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博物馆学家以及档案学家于一身,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此时此刻,睹物思人,崇敬与向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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