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代替对抗 权利制约权力

    进入夏季，浙江省温岭市礁山港环境污染被媒体曝光，这倒逼着当地水产冷冻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也引起当地百姓的关注和热议。

    为加快问题解决，推进社区协商有效化解矛盾，自6月19日开始，松门镇领导深入当地水产冷冻行业，与企业进行面对面的恳谈、协商。面对镇里预备征地200亩建立水产冷冻园区，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松门环城冷冻厂厂长张荣兵说：“整治方案让我们小企业如沐春风，但刚才镇里没有提到土地的价格问题，所以我想请镇领导答复我们，这样我们心里也有数。”

    碰到热点、难点问题，在城乡社区尽可能用民主恳谈、协商的方式解决，这在温岭市已成一种常见模式。

无心插柳的创新

    1999年，一次无意间的尝试创造了民主恳谈、协商的雏形。

    在松门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上，200多名自愿前来的群众争相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出谋划策，场面热烈。会议召开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2004年，民主恳谈在温岭再度形成高潮，温岭市委出台关于民主恳谈的文件，规定民主恳谈是乡镇政府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将其列入政绩考核体系，与乡镇官员奖金直接挂钩。

    如今在温岭，像这样的政府预算听证会遍及各乡镇，当地政府坚持并欢迎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修改和监督。

    但毕竟这种民主形式是一种没有制度化的体制外创新，民意大多只是参考，政府才拥有最终决定权。那么，如何将这种深受民众欢迎的创新同既有体制相结合？如何使群众在公共事务决策中拥有最终的发言权？如何走好下一步才能让它保持常态？

财政预算的透明

    温岭民主恳谈试验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各领域学者的目光。

    在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的提议下，温岭开始尝试通过“参与式预算改革”，激活基层人大的职能，实现“将民主体制外的恳谈搬到体制内”。

    “财政预算的监督本来就是人大的职能，只是在实际操作中虚化了。”温岭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弈敏认同这个建议，“可以通过参与式预算监督把人大代表的职能实际运用起来。”

    经过16年的发展，目前温岭市已初步构建了以党内民主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基层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7种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协商民主体系，在各个领域转变了政府单一的以管控为目标的传统治理模式，创造了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矛盾为目标的合作型社会治理新模式。

为民办事的决策

    “民主恳谈真不是虚的。”温岭市泽国镇农民朱培勇说。他曾受邀作为民意代表参加泽国镇预算民主恳谈会，发现并提出预算安排的城市社区环境卫生建设1749万元资金中没有公共厕所建设项目。最终经过镇人大认真审议，他的建议被写入预算修改项目中。

    从两委会班子研究，到走基层听取群众意见，让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民主恳谈实现了领导方式和干部作风的双重转变，降低了政府决策成本，减少了决策阻力，也增加了工作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今年7月在温岭调研，对温岭的民主恳谈创新表示肯定，希望人大和政协的资源可以进行整合，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强调要更加注重民主恳谈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可以借助微信等网络信息平台提高民主恳谈的效率。 （本报通讯员 严粒粒 本报记者 严红枫 陆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