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倘许小盘桓

    大凡涉及书籍和阅读的话题，“书山”这一略显俗气却相当实用的意象常常见诸笔端，扑面而来的是“以有涯随无涯”的沉重感。以“山”喻书，除却勉励人们孜孜向学的用意，大概还包含一种对知识与文化的天然崇敬。

    “书山”这一比喻的有效性有时也遭受挑战，至少在谈到经典文本数量的时候是。哈罗德·布鲁姆从两千多年文明史中仅仅选取了二十六位作者的作品登入“西方正典”的殿堂。显而易见的是，具备参与建构文明特质这种意义的经典数量在每个文明体系中可能都不过数十种。

    每个人都有权走进经典，但个人禀赋和机缘境遇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在人生最初阶段就埋下经典的种子。我最早的阅读兴趣是从妈妈从学校图书馆带回来的书开始的。那些珍藏至今的旧书，虽难以归入“经典”，但足够让读小学的我安静下来。《秘密花园》里压抑而又歇斯底里的小男孩让天性沉静的我似乎找到了自己性格的谱系；阅读《野性的呼唤》那个冬天，我时常在深夜的犬吠声中幻想自己奔跑于原野，久久不能入眠。

    在小学四年级，我终于开始阅读人生中第一本可称得上“经典”的著作——《三国演义》。在一个放学后的下午，我几乎是用双臂撑着棕黄色硬皮包装的大书，心中生起的沉醉感和秋阳一道，氲成回忆的底色。进入中学以后，学业加重，阅读只能在断断续续中点缀程式化的生活。我读《庄子》也读《东周列国志》，读《金阁寺》也读《悲惨世界》，它们给予我现实生活之外的东西，让我在静默中体验到广大而深远的意义世界，并从中学会以适当的方式面对自己和宇宙人生。

    真正开始面对经典还要到大学阶段。少年时期的阅读经历最终让我在经历曲折后选择倾听自己的内心，进入国学班的学习也让我重新找回了多年前那个下午的沉醉感。直面原典——在这里，我和同学受到了深入、有体系性的研读训练。大学四年期间，我们读《诗经》《左传》《礼记》等中国经典，也读《理想国》《忏悔录》等西方经典。有些经典需要老师带读，以指明其在学术史乃至文明史中的意义，掌握“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的渐进方法。在读书会上，字斟句酌的抗辩切磋，教会了我们进入经典的方法。面对传、记、笺、疏层次分明，带着历史和文明的厚重印记蹒跚走来的典籍，只有掌握正确的切入方式，才能“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我愈加相信，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它跨越时空而直指人心的穿透力，因为经典提供了最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取向、美学意象和思维方式。正如两千多年前的《理想国》竟包含我们现在对政治话题的所有探讨；人类时刻遭遇的烦恼和痛苦体验，起码在形式上从未超出任何一部佛教典籍的分析；而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21世纪青年最大限度的遐想。

    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第一次说出”我们所习以为常或感到惊异的观念，它不仅参与构成我们和整个世界的内部机制，也在每一次阅读、言说和阐释中确立我们自己和所属的文明。

    经典适合一个人平心静气地读。朱子在《读书法》中说：“读书，放宽着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一个长期沉浸在经典阅读中的人未必在现实社会中是“人生赢家”，但他也一定不至于疾痛惨怛，因为经典已经教会了他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最森然的埋伏，并且在超出常人的最深刻体悟中获得无上的美学享受。从这个角度讲，未经过经典阅读洗礼的人生是有缺憾的，因为经典是真正的“造物之无尽藏”。

    （郑伊凡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