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为一种表达

    曾经想象，现实生活中的亨利·米勒定是个邋遢、絮叨、惹人厌烦的人，但这并不妨碍同时他是个才华横溢、富有思想，且有趣的作家。即使那本以其荒诞、离奇、狂乱的表象而备受争议的《北回归线》，让自恃正统的评论家们大概忽略了，它其实算得上一本文学性相当强的“文人小说”。而他的《我一生中的书》，更是一本“正经八百”阐述米勒文学养分与其文学人生之间关联的书。

    正因如此，从事出版的人看到米勒说“一个人应该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不免心中忐忑：这不是断了出版者的生路吗？然而，米勒又说：“我同书的交往，我同其他生活现象或思想现象的关系，都等而视之。所有交往和关系都是要使你成形，而不是使你孤立。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书才像树木、星星或大粪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对书本身并不怀有敬意。”这让我如释重负。如果我们只是把书看作同“树木、星星或大粪”一般，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时刻想着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读者与出版者来说，无疑会轻松愉快许多，幸福指数也会更高些。其后读到米勒在《他们生气勃勃地同我交谈》一文里写：“是什么使一本书活着的呢？……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一本书通过一个读者向另一个读者的热情推荐而活着。”这一说法，比赫尔岑那句闻名世界的名言“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去”，更加真实而实用。比如，作为图书编辑，一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完全可以将其中的“一位读者”合理地替换成“一位编辑”，将做书看作是与这个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不厌其烦地将书稿变成可以散播的书，这种行为不可谓不“热情”，上帝也曾说：“散布吧，一传十，十传百”，还可以将格拉汉姆·豪尔的说法“创作并且分享”私自改为“出版并且分享”，为日常工作附加不大不小的意义解读。这些想法成为“编辑荐书”或“做书者说”的合理背景。

    “书史译丛”自2012年陆续推出。从学术上讲，书史（book history）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探讨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整体历史，也是融合多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西方书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全面系统地介绍这一领域的西方成果是这个系列的宗旨之一。对我而言，编“书史译丛”同时是在寻找“出版的意义”。从业七八年之际，我认识了哈佛大学的安·布莱尔教授，并选修了“书史”研究生阅读课，课程学习让我系统了解了书史领域的研究状况，而学习的过程更让我看到，在这个地球上，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有着共同信念的文化事业共同体可以这样自由开放、有活力、认真严谨、多元睿智，这令我动容，也使我有了一点信心：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人类社会总会前行。

    进入21世纪，生态环保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尽管一些生态主题读物在关于生态科技方面有可质疑之处，但生态环保观却通过出版物的传播为民众所了解，并引发普遍共鸣，这比环境科学本身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明显要大许多。一些因书精炼而成的口号式格言，几乎成为各种环境主张的口号，比如地球正处于危险之中，世界万物息息相关。《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触动了读者的神经末梢——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为污染的空气、河流，以及污染的道德、秩序所困扰，焦躁不定的情绪四处弥漫，我们需要寻找自然与内心的寂静。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体验与一个美国声音生态学家横跨东西的寻找寂静之旅产生了关联。环境生态一向属于非主流的边缘主题，但这样一本关于美国生态环境的本属于小众题材的书，自2014年4月面世以来获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广泛好评，这证实了我一贯的理解：自然从未意味着纯粹的自然，它一定意味着与人类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历史的、政治的、美学的、心理的、文学的。潘富俊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讲述的是植物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面市3个月即两次加印，证明了读者对该主题的认可。

    除去计划单上罗列的诸多理由，对自我身体的感知，对人类生命的感悟，对逝去时光的感慨，促使我要做一本《西医的故事》。这是一本医史书，有鲜明的风格化特征，艺术的、浪漫的、生命感知的法国视角，使医史叙事与呈现具有鲜明的法国特征。三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和一位艺术史家，为读者讲述了西医从神话发展到科学的故事。辅以近两百幅精美图片，医学不再以冷峻艰涩的面目示人。没有文字的图像与没有图像的文字一样，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当我们凝视汉梅森的《取出疯狂之石》，即使没有文字，何尝感受不到肉体与灵魂、身体和精神背离的痛苦与荒诞?当我们端详克里姆特的《生命的三个年龄》，对“生命易逝，唯爱永恒”的理解定会更加笃定——这是医学吗？谁说不是呢。数十年来，医学界也在反思过分技术化、非人性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大获全胜之后，人们不也回过头来，重新寻求最初的、希波克拉底给予我们的智慧和启示吗？

    做书者时刻想着出版的意义，既矫情又自讨苦吃。沈昌文先生在《也无风雨也无情》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大风大浪的往事读来平静恬然，这当然源自他经历各种复杂的环境得来的人生智慧和练达心胸。时代大潮中，有人选择永远理直气壮地在潮头主导着拼杀，有人选择永不妥协、退出、沉默，绝大多数人，不过被裏挟着踉跄徐行，唯求还能有所表达，给自己一个交代，沈公亦不例外。陆智昌先生说：“我离这个世界很远，我做书，其实是找一个方法与世界对话。”回到亨利·米勒，他说：“又一次我必须提到俄国人，19世纪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懂得只有一种终极的快乐——在尘世中建造完美的人生。”做好书，并且生活，便是我所能想到的尘世中的完美人生了。

    （杜非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