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史》：堪称“孤本”的艺术史经典

    阿诺尔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1892—1978）是匈牙利裔艺术史和艺术社会学大家。他和卢卡奇、阿多诺、卡尔·曼海姆一样，属于20世纪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艺术社会史》已经翻译成20多种语言，囊括世界各大语种。欧、美大学的人文学科普遍把该书纳入参考书目。对于我们国内主要的艺术院校和艺术专业，豪泽尔也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由于包括其代表作《艺术社会史》在内的多数著作之前没有译成中文，对于国内学界，豪泽尔可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刚刚推出中文版的《艺术社会史》（1950）是豪泽尔的成名作，也是其核心作品。这部十年磨一剑的著作与其日后撰写的几本著作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豪泽尔的第二部著作《艺术史的哲学》（1958）对《艺术社会史》的理论前提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自述该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当《艺术社会史》那篇缺席的序言；他撰写第三部著作《风格主义：文艺复兴的危机与现代艺术的起源》（1964），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未能对“艺术成规的问题”进行充分阐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渴望再次体验写作《艺术社会史》给他带来那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漂流而下”的美妙感觉；他的第四部著作《艺术社会学》（1974）则可视为对《艺术社会史》的第二次理论提炼，写完该书后，年过八旬的豪泽尔深信自己是从事艺术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去世之后才出版的《与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对话》（1978）收录了对他的三篇采访和他的重要论文《卢卡奇的“第三道路”的各种变体》，其中既有他的理论思考，也有他的生平回忆，给《艺术社会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了知人论世的宝贵材料。

    豪泽尔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在已近花甲之年完成的《艺术社会史》却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德文艺研究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带来刺激和震荡（德文版在1953年问世）。个中原因，首先在于《艺术社会史》的大气魄和大视野。这部著作不仅对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发展史（古代部分也提到了近东）进行了笔酣墨饱的勾勒和阐释，讨论了包括造型艺术、文学、音乐、建筑、戏剧、电影、综艺演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艺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系统地将跨学科方法应用于艺术史研究，对各种艺术现象进行跨学科的考察和分析，在哲学、美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史、心理分析、电影理论等十来个领域纵横捭阖、来回穿梭，为艺术史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可以说，在豪泽尔之前，没有哪一本艺术史使用过这等学术长焦和学术广角镜头；在豪泽尔之后，这样的长焦和广角恐怕更是难得一见，因为我们的学术已逐渐步入后现代，步入后英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社会史》堪称“孤本”，甚至有空前绝后的意味。

    另一方面，《艺术社会史》的先锋效应要归因于它的社会学取向。这一取向与它的时代氛围和接受环境形成了反差。二战结束后，受冷战氛围的影响，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东、西分野。一切政治化、社会化的艺术研究似乎都属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西方研究界所关注的则是形式问题、审美问题。新批评、文本批评等流派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当时的东、西方文艺研究最适合用韦勒克日后发明的那一对著名的概念来概括：前者为外部研究，后者为内部研究。在联邦德国，文艺研究急剧向内转，非政治化和审美享乐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对形形色色的去政治化倾向进行观察，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转折并非源于学科内部的发展规律，而是社会环境和研究者的个人政治策略使然：在刚刚过去的纳粹时代，德国文艺研究界几乎陷入集体性政治狂热，学术精英大面积地投入纳粹政府的怀抱。有了这段政治迷途，谁也不想再面对或者谈论政治。堪称战后德国文本批评之父的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iser）在纳粹德国曾是政治急先锋，先后加入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纳粹倒台后，他远离政治，撰写出不朽的文艺学经典《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再版了20多次）。昔日的党卫军和纳粹党成员、狂热讴歌德军东征的作家和评论家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Hans Egon Holthusen），战后却因为一本远离政治的现代派文学研究文集《无家可归的人》（1951）而名声大噪。凡此种种，都可以为《艺术社会史》提供理想的注脚。

    对于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西德学界毁誉参半。艺术社会学家玛塔·米伦多夫（Martha Mierendorff）和海因里希·托斯特（Heinrich Tost）对他表示怀疑和否定，但是，批判者和否定者并未占据上风，他们的声音最终还是被肯定和喝彩的声音淹没了。肯定者中有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格诺伊斯（Christian Gneuss），他把《艺术社会史》比作“启示录”，称赞该书促使人们再度关注“宏观历史问题”；艺术史家埃克哈德·迈（Ekkehard Mai）把豪泽尔看作“人气最旺的跨学科研究先师”；文学史家尤尔根·沙尔夫施韦特（Jürgen Scharfschwerdt）认为豪泽尔的“很难精确化的艺术社会学构想”是“资产阶级社会最后一次伟大的意义追寻和意义创造”。尤其重要的是，阿多诺和卢卡奇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也对豪泽尔表示了赞赏。前者跟霍克海姆一道盛赞豪泽尔“有力地证明了用社会学分析艺术行之有效”，认为他“成功地对艺术史进行了总体阐述”；后者在一次电台对话节目中对豪泽尔说：“如果我可以谈论您的作品，我就说，它的一个非凡功绩在于促使许多置身新实证主义浪潮之中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保持对现实关联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弱。”此外，在《艺术社会史》德文版问世的第二年即1954年，豪泽尔就获得了德国文学批评奖（该奖项的分量可以用豪泽尔前后的几位获奖者来衡量：1953年是海因里希·伯尔，1959年是阿多诺，1960年是君特·格拉斯，1966年是埃利亚斯·卡内蒂）；1979年，即豪泽尔去世的第二年，曾对他表示不屑的西尔伯曼终于对他盖棺定论，把这本书收录到《艺术社会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