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研究可能会对决策有用

    我直接讲四点建议，供在座各位专家指正。

    第一，智库做什么？德鲁克说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其实所谓成功的高校智库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如何做正确的事？实际上牵扯到对某一领域当中，比如说决策的分析。而正确做事则是对这个领域当中的一种既定的决策，高校智库的核心问题除了服务决策外，可能还要监测决策。

    第二，在公共领域中，智库必须关注什么？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法，服务分为两类：一是公共服务，二是非公共服务。中国对公共服务再分为：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我们高校智库服务公共领域当中的决策就必须抓住三类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当中牵涉的公共政策或者公共决策，或者战略定位，这是绕不开的。

    第三，既然是公共领域，它的决策具有非常独特的复杂性。高校智库想要做好，在整个的一个公共领域当中的决策会涉及方方面面的群体和他们所把握的一些各自不同的语言包围当中，如何能够确立自己的位置？在公共政策领域当中，我们现在实际上叫作四类群体五种语言，第一类群体叫作跟决策直接相关的负责任的这部分人，政府的行政语言，他们所熟悉的就是政策文本语言，老百姓、网络、专家建言献策，最终落到文本上大家会看到它是一个很精炼的，带有很强导向性的，但是这是我们高校智库的研究工作者需要了解并且熟悉的。第二类群体，海外的很多智库和政府内设的一些，包括国际组织内设的很多智库还是有很多分工的，我姑且把作为政府，或者是跨政府组织的内设的政策研究机构或者决策研究机构定义为第二类群体，这类群体价值取向可能偏向于决策层，他们熟悉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政策导向、问题导向的研究语言。第三类群体，我们定位在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专家学者这个层面，他们很熟悉学术研究的范式，很熟悉怎么通过一个理论或者一个工具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研究透彻，这就是我们高校智库建设的一个安身立命所在，也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不可替代。最后一类语言就是其他，也就是说在其他这一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两类语言是有很明显的界限，一类就是媒体语言，而另外一类是公众语言。我们高校的智库建设恐怕天天都要跟这四类群体、五类语言打交道，要把握自己的优势，设法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在传播、在呈现过程当中更加有效而有用，有用的基础就是有效。

    第四，我们做什么样的研究可能会对决策有用？从政府的决策者来看，他们的学科背景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所熟悉的政策语言带有明显的学科色彩，可能会急于解决一些短平快的问题，包括去应对一些应急的突发的事情，这是政府决策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而政府内部，或者叫作跨政府组织的内部的政研人员，往往是以短学科为主的，是政策语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有用的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的话，要平衡这四种基本关系，要能够使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服务决策和监测决策的过程当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