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

    邵牧君先生辞世了，时为2015年6月12日。我从网上看到这消息晚了两天。以人情来看，这很正常：我既非邵先生弟子，也非同事，自然不会得到通知。但以常理观之，又并不正常。当下，电影是最炙手可热的社会现象，电影人士是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一位杰出电影学大家的去世却只激起几丝涟漪，两相映衬之下，令人感慨万端。

    1993年秋，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里借阅电影史图书，作为中文系的自学者，骤然接触法、德、意、美等国译作，倍感吃力。头昏脑胀之际，一本名为《西方电影史概论》的小册子出现在书架上，抽出来看，纸页已经泛黄，近乎简陋的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字：邵牧君。翻开来看前言，写道：“我们读西方的一些电影史著作时，由于其中提到的影片我们绝大部分都未看过，而那些作者们又往往是在假定读者已经熟悉这些影片的前提下写他们的书的，所以容易愈读愈糊涂，不能完卷。”我的头脑好像被一阵清风吹过，豁然开朗。这本书既不引经据典，也不过度推崇，仿佛就是对着客人从从容容介绍自家陈设，繁复难解的西方电影学一下子显现出了清晰可辨的轮廓。书里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中文，毫无食洋不化的毛病，但又透着西方语法的精严巧妙。如他批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反理性倾向：“当年他们从新时代的灿烂曙光中，只看到了自己的硕大无朋的身影，于是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我膨胀的错误道路。”这本小册子整理出版的时间是1982年，今天来看，当年说这话不免过苛，但却如同谶语一般，切中当下西方学界（特别是欧洲）的一处要害，也预言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尝试的走向。

    我私下里一直觉得，在求学起步阶段读到邵先生的书籍文章，是受惠，至今心存感念。那时候网络远未发达，对邵牧君先生的生平无从了解，但随着学习深入，他的名字时时遇到。当然主要是通过阅读译著，如美国剧作家兼批评家劳逊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德国爱因汉姆的早期电影心理学名作《电影作为艺术》，克拉考尔的纪实美学经典《电影的本性》，法国电影史大家萨杜尔的《卓别林的一生》等，邵先生主编的《世界电影》更是定时翻阅。令我惊异的是，邵先生的译本多完成于1951—1965年间，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学界与世界电影学术保持了高度的同步。

    1996年初秋，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终于见到邵先生本人，并听了一堂讲座。记得那天晚上还很热，北师大辅仁校区老旧的二楼大教室里，斑驳的木地板被满屋学生挤得咯吱作响。邵先生穿白衬衫，戴茶色眼镜，一上来开宗明义划出西方电影理论史的分期和两种命名，然后马上进入现代理论或称文本理论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来的各流派，其间还从术语翻译角度澄清了混乱的概念。他讲得飞快，思想锐利得像一把刀子，一路劈斩下来，毫不拖泥带水。不知不觉间，他把大家引入了电影观念和属性的讨论空间。这是有背景的。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百年时，邵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万岁》的文章，旗帜鲜明地主张，电影除了思想性、艺术性，也不能回避商品属性。此文引发学界争论，许多人误以为邵先生背叛了电影的缪斯，一时竟成众矢之的。那晚的讲座上，邵先生毫不避讳这场尚未止息的学术交锋，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作为精研经典电影美学的大家，从抽象的学理推演出与电影现实处境息息相关的结论，进而返身重述电影史，这种跨越不能不令人惊叹。2003年，中国电影正式走上了产业化道路，2014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邵先生1995年观点的注脚了。那天晚上，3个小时的讲座，邵先生始终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又妙语连珠，对西方各理论大家褒贬扬抑无不入木三分，间或揶揄数语，引得我们多次哄堂大笑。讲座结束后，许多同学围着他继续讨论，他的表情大为放松。在解答完后，他忽然叹口气，感慨地说很久没有这样和学生交流了。我不无冒失地问，为什么不在某所高校里固定开课，他回答说没有条件。

    邵牧君先生晚年整理自己的思想，除《电影新思维》外，还出版了《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修订《西方电影史论》，加上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文集《银海游》，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理路。如他在《<电影新思维>代序》中所说的，“我坦率地告诉你们”，他确乎不加矫饰地把自己袒露在同行和公众面前。作为那一代的学者，有这许多闪着光辉的思想贝壳留在银海沙滩上，可称无憾。然而，在从电影教育的立场看，邵先生晚年最大的缺憾可能是没能以授课的方式把他的学术思想、经验、记忆和方法系统地传递开来，特别是他那种言必己出、敢于担当的风骨，更足为学子楷模。作为原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才生，他如果再回到讲坛，该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幸事。

    那晚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邵牧君先生，有几次机会都遗憾地错过了。我只是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殷勤推荐邵先生的书。我的几位师弟很幸运，曾因某些事务登门拜访。他们回来后说起，对邵先生亲切周到的招待和毫不留情的意见有同样深刻的印象，前者如沐春风，后者如履薄冰。再后来，听说邵先生患病，虽感难过，但自觉没有资格探视，唯有遥祝安康。如今，长者已逝，有些遗憾是再也无法弥补了。

    今天，影城门前人头攒动，而电影业界已无心留意学术，更遑论一位学人的离去。但我想告诉更多人，曾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为中国电影思想过，耕耘过，呼喊过。他的声音还将在未来回响许久。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