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过得从容而美好

    上世纪80年代，这时代已经走得远了，但始终觉得它近，因为老记着。老记着便记得牢了，像一颗纽扣，没事便穿针引线缝上几针。后来的情景是，纽扣上头是棉袄也好，大衣也好，都一并枯朽了，只剩下纽扣坚硬如新。

    我这儿谈的，是记忆中的北京城。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93年7月，盘桓近两周。到这时节，胡同都糊了，高架桥都高了，地铁真的走进地底，一部分的我与老北京一起沉睡，执拗地不想醒来。我的恋旧犹如一粒疙瘩，化不开。

    那年也不是初次到大陆，更早几年，曾经到过中山先生故乡广东省翠亨村。我站在一个幼儿园的墙头张望，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正巧望向我处。我拿相机拍了她，赶紧悄悄收起。幼儿园区狭隘简陋，满满的小朋友几无活动空间，幼儿园的经营者未必愿意曝露这里的寒碜，不禁慌了手脚。

    在这趟行程中，我先搭乘邮轮到澳门。邮轮上附设简易舞台，舞曲一热，霓虹灯一滚，我也被逼迫着上去，乱晃一通。大陆籍船员在一旁看着，那模样是羡慕与认命。沉默中，嘴角浮出了冷冷但友善的微笑。我们的距离不过是短短5米路，然而台上与台下这道沟，在我们看来，犹如一个太平洋。

    后来其中一个船员跟我搭话了，说他来自武汉，给了我两组电话号码。一组是他老家，另一组是住在台湾南部的姨婆，请我上岸之后帮他寻亲。回台湾后，我认真打了几回电话，都找不着他姨婆，当我准备带着遗憾、愧疚回报讯息时，他老家的电话竟也打不通。我手持写着号码的薄纸，内心皱得厉害。

    1993年7月，我与朋友先搭乘班机到香港，再转机北京。那一回，我们几乎困在香港了。飞机刚入境香港启德机场，台风就来了，我们就地而坐，玩牌打发时间，累了便蜷缩身子睡一觉。飞机在凌晨起飞，到机场已近清晨了，友人驱车来接，经过北京市郊，正见摊贩早市买卖，隆重、忙碌，又极有秩序。如今，北京机场规模宏大，当年运输的泥路近郊，早已成了四环或五环。

    与大陆朋友见面，经常是彼此摸底的。骨子里的含蓄毕竟一致，一句话，常得经过肠子，绕得弯曲，才辛苦地说，真的吗，听说台湾同胞饿得只能吃香蕉皮？我说，你们才吃吧，而且还啃树皮？摸底，得摸得更底，这回不吞吞吐吐了，直截了当地问。大学毕业生月薪不到400元，教授不过八九百块。当年台币奇货可居，3元台币可兑1元人民币，若心硬一点的，坚持不让价，1000元台币还可兑上400元人民币。北京之旅后，我毕业上班，薪资24000元台币，约合人民币约8000元。8000，这什么概念？我一个人几乎赚足20个大陆毕业生，且是教授薪资的10倍。我的不少同学毕业后，赶赴沿海地带新开发的经济特区上班，大陆、台湾各一份薪。这些同学快速地成为新富，在人生旅途中渐行渐远。

    那回北京之旅，有几回难忘的饮食经验，一次是导游、司机与朋友共6人，吃水饺数斤、酸辣汤多碗，只花4块钱。4块钱，难忘；以斤两点水饺，难忘。到新疆村吃牛肉面，面一碗4块钱，肉一碗4块钱，肉与面成本不同，竟卖一样的价？大伙儿拼命吃肉。约莫就是吃肉上火，看见小贩推着一牛车西瓜，竟然全都买下。记得那十多颗瓜，约莫就是十多块钱。瓜当然吃不完，送导游、司机，送饭店服务员。我不是要说自己的大方，而是说7月的北京大西瓜，它的甜度让人以为可以啖瓜过日了。

    当时，更多台湾出版商把脑筋动到大陆，聘请大陆知名学者翻译，但只需要支付微薄稿费。薄与厚，不过一种对比。薄，在当时是厚了，放到这当下，便是灰了。一次参加夏潮基金会在台湾的宴请与座谈，一位教授谈到早年担任报社编辑，他每一年的重点工作，是走访大陆的几个首善城市，交递报社稿费。他所到之处没有铺上红毯，但作者群的殷殷期盼，倒让他觉得，他是踏上了月光银毯。光，是在眼底的，潮，喜不自胜从心底涨上来，他们拉着他的手说，要这份钱缴学费，得赖这笔钱办嫁妆。后来，教授将结束副刊工作，正想再次踏上行之多年的大陆稿费之旅，作者们纷纷劝说，别来别来，路途迢迢，别累着了；有些则说得直白，犯不着为了区区稿费，专程搭一趟飞机。才几年光阴啊。

    这些年两岸旅游、踏访跟交流虽然都多了，同行们仍免不了彼此探底，月薪多少啊，出席费、演讲费、稿费？关于这些，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都已定下标准，而且数十年未曾更改丝毫。然而，巷口的牛肉面都已经从台币50块不到，涨上百来元了，大学毕业生仍固执地维持在1993年的标准——恶名昭彰的22K，22000元台币，约合4000多元人民币。这与大陆大学毕业生的薪金水平几乎持平，早非1993年的20倍之多了。

    1993年从北京返台北后，我非常不习惯台湾的高物价，不时琢磨着，买一个便当可以买好几颗大西瓜。而今年1月底到北京，一碗羊杂汤索价20多元，相当于台币百来块，实在不便宜，但见人潮川流。人潮这般流法，即可料到这不能算贵，甚且是平民价位了。

    犹记1993年结束北京行，我穿戴的衣物几乎送尽，20来年后的今天，我的北京朋友坐在我面前，定、静、自得，反倒是我，但愿莫在大家面前露出一点寒碜。

    我意外地发现“中原”的移动。以前是长安、洛阳，后来是上海、重庆，然后上世纪80年代，是台北。但一如朝代兴衰，北京夺回了帝位。我忽然想起邮轮上的那位武汉船员，他瞧着舞台上热舞的我们，冷冷但友善地笑了，然后给我两组电话号码。但这回，大陆朋友给我的是温热与诚恳的笑容，他们说，来京吧，然后给我留下电话号码，问有微信吗？

    我秀出一幅难解的绿色拼贴，宛如惊叹号，又像爱心图案，正中央，是我的一幅小小的照片。他们拿手机，在一个方格里，扫描我。

    我，被锁定了。依稀是快门声，或者是泪水滑下的声音。

    真的，虽然台湾优势不再，不再撒谎说，要拯救大陆同胞于水火，但我仍高兴、庆幸，大陆，你过得从容而美好。

    （作者为台湾作家，文学杂志《幼狮文艺》主编，曾获金鼎奖、《时报》《联合报》等小说奖，梁实秋、台北文学等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