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足音中的家国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小会议室。站在长条桌前，背后的书柜里，各种理论著作整齐有序；面前，中国和世界两张巨幅地图几乎铺满墙面。

    “两幅地图代表着我们的学术抱负，在国内，我们在东、中、西部建立了多个调研基地；在国外，我们考察了亚洲的9国1区以及欧美多国，通过对多国政治发展的观察与研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启发与镜鉴。”房宁扬臂指点，高声讲述。

    从起初“希望了解社会”的朴素愿望，到此时“服务中国实践”的灼挚情怀，在与政治学结缘的38年中，他心怀对国家与人民的热爱，时时关照中国实践，深耕细作，创理论新基；勇担重任，树学人榜样。

    他坚持“用脚底板做学问”“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奔走在国内国际调研的第一线。跫跫足音中，回响着深沉炙热的家国情。

    1.几堂“政治课”，结缘“政治学”：“我想了解这个社会”

    1957年6月，房宁出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大院里。父母都是教师，从不刻意说教，但谦逊上进的品格无声传承。

    年少时的记忆多与“文革”缠绕。一个夏日午后，路遇所谓的“地主婆”不堪批斗，投河自尽。少年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为什么建国这么久后还要清算？“人生第一堂政治启蒙课”就这样不期而至，对社会的疑问和思考自此萌发。

    1976年，“上山下乡”的热度已减，18岁的房宁心怀“裹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炼一颗红心”的憧憬，来到北京市郊上地村插队。很快他就发现，现实与想象难以重合。矢志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听到看到的却是农民“跳出农门”的迫切愿望。村里的姑娘都希望嫁到城里，小伙子只能到更穷更远的农村找媳妇。

    理想渐渐被现实啃噬，困惑却给他带来一份意外的礼物：对现实有了切肤体验，并从中隐隐感悟到国家大势与个人际遇的关系。他开始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的命运。

    优秀知青代表有机会参加北京市的理论学习班。在那里，他初次接触到《国家与革命》这样的经典著作。虽觉艰深难懂，但胸中某些疑团似乎能从中找到答案。他感受到理论的力量。

    1977年，高考制度甫一恢复，房宁即决意学习社会科学，“我想了解这个世界”。填报的三个志愿都指向一所学校、一个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

    录取通知书如愿而至。四年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

    此时，改革开放的浪潮越涨越高，知识无用论裹挟其中呼啸而来。有次回家，他看到大院里的老教授们把积累多年的手稿和书当作废纸卖掉，心酸之余不禁自问：“我今后也要这样吗？学术研究究竟是工具、手段，还是目的？”

    1987年，房宁被委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美国的繁华、现代给他带来强烈冲击。有美国人问他：“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富裕吗？我们从全世界人的兜里拿钱，生活当然就好了。”看似调侃的话语令他感到震动，他开始试图揭开美国社会的浮华面纱。他乘车环游美国，遍访城市乡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耳朵倾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一年后，踏上归程的房宁带回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带回了对西方繁荣由表及里的深刻洞见。“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吗？”他常发此疾呼，同时给自己提出要求：要对现实透彻观察，还要引导公众拨开迷雾、认清真相。

    曾有美国学者慨叹：“美国的经历没有把房宁熏陶成一个亲美的学者，反而造就了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房宁也乐于承认：“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共同‘培养’了我。”

    2.“学问并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谈之事”

    美国游学归来，学术研究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房宁开始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试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找到应对之策。1995年，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面世。

    睿智、冷静与勤奋，使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1990年，年仅33岁的房宁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5年5月30日，房宁与他人共同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问卷在《中国青年报》公布。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通过报纸大规模调查中国公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反响热烈之程度，超乎想象。当天就有读者上门送回反馈，信件一麻袋一麻袋地送来。一个月后，问卷回收达到了13万份。

    外媒蜂拥而至。路透社、法新社及朝日新闻等媒体转载了问卷内容，并做了专题报道。

    他从中认识到，社会科学学者要为中国发声，影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习得与外媒打交道的经验：“要坦诚，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我们的故事，简单形象，让信息最大化。”

    多年以后，面对《中国怎么想》一书的作者，他巧妙地打了个比方描述中国民主：西方模式民主好似顾客可以选择厨师，但吃什么菜是厨师决定的；中国民主厨师是固定的，但顾客可以选择吃到什么样的饭菜。这段话被用作中国民主一章的题记。该书2008年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浓厚兴趣——有西方读者说“这样的解释让我们理解中国”，时任欧盟女外长阿什顿出席欧洲议会时阅读此书的场景，被美联社记者的镜头敏锐捕捉。

    2001年，房宁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任副所长。朋友问他在研究什么问题，他坦率回答：“党让我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他对年轻科研人员说：“学者总说立足‘学术前沿’，殊不知上级交办的任务，都是国家和人民在实践中的当头难题和迫切需求，这不就是‘学术前沿’吗？”

    他在文章中写道：“如今的学问并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谈之事。我们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听房宁讲解政治问题，听众常感“深入浅出、耳目一新”。在谈到中美政治制度特点与区别时，“美国像熬腊八粥——将就材料，中国是做八宝饭——事先确定方向和方案”，他的回答让复杂问题瞬间明朗。

    轻快的表达，凝结着沉甸甸的汗水。每写重要文章时，他就借住在学校宿舍，“排除一切干扰”闭关写作。已经难以记得，多少次伏案至天明仍未知觉，多少回深夜灵感袭来、一个人的雀跃庆祝。

    服务实践，更需要发现痼疾不隐言。2003年，房宁交出调入政治学所后第一份内部报告，直指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报告中提出“官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建议限制高级干部直系亲属经商，以防止利益冲突和利益交换。2013年，他递交的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得到多位中央领导批示。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对20多年的老友了解颇深：“房宁正直敢言，对国家社会有很多尖锐批评，但在关键问题上能站在国家发展大势上作出判断，有大是大非观念。”

    2012年，时隔25年，房宁再次奔赴美国，观摩大选。此时正值党的十八大召开。他每天写下一篇日记，对两国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认识。返程飞机上，想到祖国正扎实推进的民主实践，“带些什么回到自己的祖国？”一时心潮难平，竟不能寐，一气写下《告别美国，空中遐想》。文末，他用黑体字重重写下：“太阳从美国落下，太阳将从中国升起。”

    3.“学者须读两本书”与“用脚底板做学问”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一切真知来自直接的实践经验。对此，房宁感触尤深。他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注定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走到社会现实中去。”他说，“理论研究并非研究理论，而首先是研究实践，应用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他认为，“更加注重经验性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强调，“学者须读两本书”，要在阅读有字之书之外，再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实践，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

    一边崇山峻岭，一边碧绿瓯江，车子在山间公路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初次调研的所见所感仍清晰可感。1984年，他带领几十名学生奔赴浙江苍南县金乡镇，调研当地农村雇工情况。从此，在书斋之外的广阔天地寻找到了肥沃的学术土壤。

    “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房宁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路上。他认为，要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教条主义这“两个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立足中国实践，从对中国实践的大量观察和总结的基础上归纳提炼中国理论。2005年以来，他带领政治学所科研人员在浙江省、台州市、乐清市、柳市镇开展系统调研，以浙江为样本，建立了一个省、市、县、镇四级层面上的国情认知模式，为科研人员全面系统深入了解国情提供了范本。

    质疑的声音也常响起。有人直言：“你们所到之处，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带着你们走走看看，然后走人。你们能调研到什么呢？！”他撰文应答，分享经验：“调研实际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调研对象的‘做法、说法和想法’。将‘三法’进行对照，并在广泛调研积累基础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便可得出客观结论了。”

    房宁常吃住在群众家里，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聆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韩旭坦言：“跟房所长外出调研很辛苦。他总是尽量利用更多的时间和场合，来了解当地的各方面实际情况。”政治理论室主任周少来则期待“房所长几十本厚厚的调研笔记出版，因为那里有鲜活的材料”。

    扎实的基层功底支撑起了理论自信。2010年和2013年，他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得到领导同志的赞赏。他将此归功于调研：“现场的高级领导人，哪位不是顶级专家？但我知道我讲的每句话背后蕴含的实践意义，每句话都被我‘看到过’。是经年累月的现场调查研究给了我自信和底气，敢于在政治局委员面前讲中国的政治问题。”

    “研究中国政治，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拿来借鉴”，房宁决心“走出国门看看”。2008年，他组建团队，开始调研亚洲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发展。课题组先后奔赴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深度考察这10个国家与地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他们访谈了几百位政治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以第一手的采访材料来实证性地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参加了该课题，一件小事令他印象深刻：“在印度尼西亚调研时，我们一行人中只有房所长发现了路边摆放的小花，判断其有特别含义，追踪下来，果然发现当地正在举行一场传统仪式。”

    4.把“花粉”酿成“蜂蜜”，而不能满足于把“可可粉”做成“巧克力”

    追踪亚洲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房宁选择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用直接观察与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外国政治问题，日益引起学界关注。房宁希望这项“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研究工作能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镜鉴。

    正如他一直主张，“发现未知、有所创造，无论大小”。他直言，如今学界有相当比重的重复性研究，没有创造性成果，更无法用于实践。“不能做个‘套中人’在圈子里打转儿，那样不仅浪费学术资源，更有负于国家与人民的期盼。”

    他身体力行，听从实践召唤，投身火热生活，在真正深入基层、了解国情的基础上，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对中国之路进行冷静探索，“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被广为引用；1997年就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诸多表述进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对中国民主发展与民主建设经验予以开创性的总结，参加起草《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比较研究东亚政治发展及民主化转型，具体提出政治体系“三层次结构”的分析研究法……

    38年的学术历程中，没有“食洋不化的照抄照搬、天马行空式的思辨、屠龙之术的臆想”，他从点滴做起，记述时代进程、反映时代问题、代表时代精神，孜孜探索，未曾止步。

    聚沙成塔。他带领团队，正在拼出一个中国民主话语体系。

    提及此点，他的期许却远远大于满足：“太多未知等待着我们去开垦，大量的政治实践需要规范的学术语言加以阐述，遗憾的是，我们的理论研究远远未跟上实践发展，我们尚未建立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任重道远，但事务繁杂，如何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学术工作？40岁开始，房宁坚持每天走上10公里，50岁开始跑步。每周有计划地健身，打球、骑车，装备与技术都是专业水准，闲时看看NBA、“法网”，锻造了健康身体、阳光心理和坚强意志。

    2015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换上专业装备、插上耳机，房宁从三元桥的办公地点出发，迎着晚霞，伴着城市的节奏，一路跑回中央党校的家，用21公里半程马拉松迎接自己58岁生日。他的心愿是跑完全程马拉松，并计划好在60岁这一年，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走1700公里到杭州，行路读书，阅读中国，用实际行动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格调。

    几年前，所里一位年轻同志生活中遇到困难。房宁知道后，默默买来一双跑鞋，对年轻人说：“跑步吧！”情绪低落的同志在跑步中改变了自己，变得阳光、健康，意志坚强。

    2013年任职所长后，房宁给所里年轻同志们认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当下是政治学打基础的时期，我们大有可为。不能因循，不能苟安，跟着祖国的步伐踏实前行。沉下心来，跑十年路，哪怕沙滩拾贝，哪怕点点滴滴，却是建立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的理论认识、学术积累，都是在取得进步，非此则有浪费资源、蹉跎岁月、损耗生命之嫌。”言真意切，心远路长。

    房宁非常喜欢诗人汪国真的《给予》：“给予你了/我便不期望回报/如果付出/就是为了有一天索取/那么，我将变得多么渺小。”诗为心志，献给他挚爱并将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学。

    专家名片

    房宁，1957年6月出生，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2006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200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重要调研和理论文章写作。2005年参加起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2010年、2013年先后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本报记者 曲一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