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口语化”写作

    近期，诗歌创作重新引起社会关注。去年，四川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周啸天以《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论界和舆论界一片哗然。许多人将周诗讥讽为“新闻诗”“口水诗”，但王蒙、杨牧、高洪波等人则认为周诗为古体诗的当代创新。这件事既是新媒体时代的网络事件，同时也是极富文学研究价值的事件，它暗含着中国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发生着的一种革命性的历史变化。

    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精致的，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仅是媒介选择和审美需要，字词也往往指向生命价值等终极领域。《诗经》以来的中国古典诗歌在整体上拒绝生活化用语，将语言的美感和书面感发挥到了极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的白话诗运动颠覆了传统，在当时也被很多人讥讽为口水诗和“非诗”。现在看来，如果没有那场白话诗运动，就很难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它关联的是一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全方位的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五四”白话诗运动的诗歌“口语化”运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川。“非非”“莽汉”“东方整体”等四川青春诗派开始了一场对“五四”白话诗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诗的集体人才反拨，语言文字粗粝直白，几乎完全不合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章法。在四川“第三代”诗人中，李亚伟和杨黎的“口语化”倾向最为明显，李亚伟的《中文系》：“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重点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几乎丝毫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诗意。杨黎的《为一个朋友写一首诗》：“我要为铁蛋写一首诗/这个想法产生在他回成都那天/当我们二麻二麻的分手/我回光熙门北里/他直接去机场/这个已经快三十年的朋友了/突然像一句诗/嘎嚓一声/横在我的路上/公元2002年4月/他来北京呆了三天两夜/我们一起吃了一、二、三、四、五顿饭”，诗句直白得让人瞠目结舌。

    四川“第三代”诗歌虽然有明显的“口语化”痕迹，但精美雅致的书面诗即便在当时也比比皆是，像石光华的《梅花三弄》、何小竹的《葬礼是看见那只红公鸡的安》、蓝马的《茶道》、万夏的《词，内心》、欧阳江河的《茨维塔耶娃》在诗情词法上并没有和戴望舒、卞之琳们以及北岛、顾城、舒婷们存在明显的断裂，依然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汉语书面诗的精品和代表作品。即便是以非文化“莽汉”自居的李亚伟和杨黎，在“口语化”之外也有《闯荡江湖：1986》《对话》《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等传统意义上精致的诗。

    显然，四川“第三代”诗歌推崇“口语写作”，仅仅是一种创作突围的理论策略，他们试图以此与传统新诗、朦胧诗等划清界限。在诗歌理论话语资源和语言表现形态几乎穷尽的20世纪80、90年代，口语化写作是主动进攻姿态掩护下的被动抉择，所以难免有青春躁动期刻意恶搞和表演的痕迹。李亚伟在去年出版的《与神话——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书中的文章《口语和八十年代》回顾了当年的理念：“《中文系》就是献给中文系学生和老师的，由于它有着具体的受众和对象，成了我口语诗歌中一个早期的样本。当时我们对真正好诗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写我们在普通生活里的折腾的情景，并使用很中国化或很东方化的字词，坚决反对写得像世上已有的诗歌”。其实，李亚伟和“第三代”也许至今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诗歌“口语化”甚至口水话是21世纪新媒体网络时代语言的前奏，是后现代平面化、碎片化、去意义化、去语法化网络语言的世纪末提前预演。诗歌“口语化”的历史价值甚至可以与“五四”白话诗运动相提并论，而不仅仅是于坚在其诗学随笔中所说的：“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在外省尤其在南方，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核心是口语化。……口语化的写作，是对五四以后开辟的现代白话文学的……某种继承。”

    四川以外的于坚、伊沙、韩东也是当时诗歌口语写作的中坚成员，与他们呈现的个体状态不同，四川“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是整体性的，像一排排火山口此起彼伏集体喷发。表面看很突然，其实也有文化上、诗歌上的历史缘由。应该追溯到唐代的李、杜诗歌文化传统，李白和杜甫在生平经历、诗歌创作等方面都与巴蜀有着不解之缘，他们诗歌中所共有的那种匹夫虽微却能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后世的巴蜀文学提供了丰厚滋养，形成了巴蜀文学一贯的重社稷、近民生的平民文学传统，更直接影响了五四以后四川新文学草根特色和叛逆精神。从郭沫若“我是天狗”到杨黎的“我便是怪客”，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和“口语化”话语表达高度契合并非偶然。2014年，为了纪念“第三代”诗歌30周年，由万夏主编的一套关于“第三代”文集分诗歌、叙事、批评、影像四个部分，其中文字部分有马松等著《明月降临——第三代人及第三代人后诗选》、杨黎著《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和柏桦等著《与神话——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极富当代诗歌精神史的文献价值。在“后诗选”中，四川诗人口语化写作依然继续，如二毛《关于川西平原菜式（主流川菜）和川东菜式的区别》《饮食与美女》，尚仲敏《门》，杨黎《一起吃饭的人他们并没有一起睡觉》《与女友语1》。最有意义的变化是石光华，他之前几乎没有口语化作品，近期诗风大变转向口语，《真理》《李亚伟下扬州》《与杨黎说四季》《我帮颜歌写首诗》《重新写诗的理由（二）》通通口语入诗，明白畅晓，《得诗一句》最为直白：“2004年1月4日/ 我和张斗去看幸福梅林/ 得诗一句/ 梅花树下种胡豆”。同样有“梅花”情结和诗语因子，石光华的此梅花与当年《梅花三弄——月墟》中“疏梅漏下昨夜梦迹”的彼梅花已是天壤之别。

    从古至今，围绕诗歌口语化写作一直争议不断，各种理论批评也非常猛烈，“第三代”的口语写作更是当代典型的批判样本。但这种写作潮流依然在大量批评声中与传统书面美文诗歌并行不悖，依托大众消费文化的强大背景向整个诗坛渗透漫延，其边界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三代”，网络诗歌、“梨花体”和余秀华诗歌都是例证。在四川当下的诗歌创作中，书面写作和口语写作有逐渐融合、相互借鉴的动向。梁平先生是典型的美文诗人，他的最新诗集《深呼吸》将宏大叙事的精神内核压缩在本土地标记忆中，《红星路二段85号》“门口的路改成八车道了/诗歌只能从背后绕道而来/破坏了原来的分行。”与民间本土文化表现配套的口语化写作非常明显。《星星》诗刊2014年12期的“四川诗人大展特大专号”中的许多作品也是书面语与口语并存，“第三代”诗人何小竹、小安参展的《近期状态》《空山》是白描口语写作的典型作品。与“第三代”早期口语写作冲动不同的是，石光华、何小竹、小安由美文向口语的转变是一种日常经验的诗性表达，淡定而悠远。从四川“第三代”早期到近期的口语写作历史来看，口语写作依然处在慢慢积淀成熟并逐渐清除口水诗的杂质的发展过程中，因为言之无物、故作呻吟的口水诗无论是语言狂欢和文字游戏，都是对民族语文的不敬和亵渎，最终也是对诗歌的亵渎和彻底解构。

    （作者为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