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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历史学科有一点被边缘化，有的学者认为是史学危机，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后来戏说历史又充斥着媒体和影视，这也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对于长期存在的两个误区，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志坤直言，史学一直被“戏弄”。
7年前，从事出版业几十年的郭志坤，下决心为历史学大众化做一些工作。他主动联系历史学家李学勤，表达了想策划一套面向普通读者、系统讲述中国历史丛书的想法。李学勤当即同意。经过筛选，他们召集了十余名中青年专家学者，正式启动这套被称为“通俗版中国历史”的丛书编纂工作。
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在读者中引发一轮读史热。日前，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历史研究如何走向大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出版座谈会”上，史学专家们提出反思：历史研究为何不能像电视剧和戏说历史书籍一样受欢迎？如何让历史研究真正被大众接受？
历史可细讲，不可戏说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侯旭东针对中学生群体做过调查，发现他们普遍喜欢历史，但不爱上历史课。大多数学生提出：不喜欢背诵枯燥的内容。而诸如“那些事”“戏说皇帝”等历史书籍的热销，也说明大众对历史兴趣不低。
“历史文学作品不算历史著作，像《戏说康熙》《戏说乾隆》等，其本身是文学。历史著作要坚决杜绝戏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高毅认为，大众需要一套生动、耐读的“细讲”历史著作。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历经7年打磨，丛书包括12册，每册文字不足20万字，并配以大量图片。书中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细讲，例如突破“唯帝王”和“否帝王”两个极端的局限，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强调民族交流融合；突破历朝历代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
丛书还对历史中的一些误解进行了更正。说起“焚书坑儒”一般都认为是秦始皇对儒生进行了“毁灭式”打击。但书中提出“秦始皇的坑儒只是针对咸阳儒生非议皇帝的偶发事件，并非针对全国儒生，而且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大部分是方士……其实，秦始皇并未灭绝典籍，因为先秦典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宫廷。当项羽攻入咸阳时，放火焚烧秦的宫殿，宫廷里的藏书也付之一炬……”。
郭志坤说：“在丛书修编、出版的过程中，不是就历史论历史，而是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用来推动当前社会向前发展。但历史事实是前提和基础，不能编造掺假，应该尊重历史、敬畏历史。”
侯旭东也提出了史学界一直存在的问题：弘扬传统的时候只说好的一面。“如腐败问题，从官僚制建立以后，西汉就开始存在腐败，并非现代才有。我们应该比较完整地把历史展示给读者，而不是有目的性地进行剪裁，这会让人们产生误解。”
史学大众化重在“通俗”
那么如何使“细讲历史”为读者喜爱？郭志坤和李学勤从策划之初就确定，一定要“通俗易懂”。
郭志坤反复强调“通俗”的重要性：“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要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用最浅显的方式表达。‘通俗’在古代是一个褒义词，宋人就有‘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说法。意思是，语言要通俗易懂才能流传广泛，语气必须充满着风格和勇气，才能被人接受。”
“公众没有时间和兴趣看学术著作，要让研究成果被公众知晓，必须通俗易懂。”李学勤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早期的所长和专家们，都曾按照中学生的阅读水平，撰写通俗易懂的小册子，这点非常值得学习。
郭志坤提出史学著作的通俗化要重视四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材料的剖析要有学术的造诣；二是对古今文体的转化要有学术功底；三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写，要有学术见解，要有选择的魄力，以及对历史知识的判断，不能只把多数民众的意愿作为选择的标准；四是既有历史感的体验，又要有学术语境。通俗作品的写作往往有这样的通病，要么是杜撰，要么是事实，总喜欢用现代人的情感和思维去揣摩古人，其结果是对历史的误导。
高毅则以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破产为例，说明史学中人情味的重要性。“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倡导社会经济史研究，而且特别强调史学的科学化，发展了计量史学，他们的书里使用了很多数据、图表。但这种史学很快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全是数据、图表，枯燥无味，怎么能让读者提起兴趣？这样一套科学史学就出现了危机，走向了破产，代之而起的是20世纪70年代政治史、事件史的复兴。史学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有人情味，要调动人们的感情，要让人们感动，要让人们有兴趣。只有以这种带有人情味的取向去开展公共史学，公共史学才能真正走向成功。”（本报记者 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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