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标点本《红楼梦》

    “五四”之后，胡适等人大力提倡的白话文，逐步取代了无标点、不分段的文言文。1920年2月2日，当时的教育部向各校颁布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教育令，新式标点符号逐渐被社会大众接受。这一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一名二十二三岁的小编辑汪原放，萌生了标点、分段四大古典小说的想法。

    汪原放读过胡适的《论白话》和《论标点符号》。他在其《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道，当时的想法是“先出一部《水浒》，要校得没有错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做第二部”。于是，汪原放买了几种石印的、铅印的《水浒传》做底本，又买了些红银砂做标点记号，蓝颜色做分段记号，动手标点《水浒传》。

    得知汪原放有标点古典小说的想法之后，陈独秀非常支持，提出一些具体的校改方案，并把这一消息告诉正在做《水浒传》研究的胡适，建议就将胡适的研究文章放在书前作序，自己也答应再写一篇序言。胡适和陈独秀的参与，提升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的学术品位；胡、陈的显赫名声，也为亚东图书馆打出了无形的广告。这一次学者与出版商的成功合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件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

    亚东图书馆一共出版了十六部古典白话小说标点本。其中汪原放标点的有十部，依次为《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续集》《镜花缘》《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和《老残游记》。这些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为推崇的优秀古典小说。其余六部是汪原放的哥哥汪乃刚标点的《醒世姻缘传》《宋人话本七种》和《今古奇观》，汪原放的妹妹汪协如标点的《官场现形记》和《十二楼》，以及俞平伯标点的其曾祖父俞曲园在《三侠五义》基础上修订增补的《七侠五义》。

    亚东版标点本古典小说系列，开创了中国古籍出版的新纪元。继亚东版古典小说系列之后，北平文化书社出版了一批加新式标点的古代小说传奇笔记，上海出版了加新式标点的《史记》。此后，标点本经史古籍成为出版界主流。

    亚东版《红楼梦》出现之前，市面流行的《红楼梦》刻本主要是程甲本系统。程乙本很少见，据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所说，只有胡适所藏一部原刻本和容庚所藏一部旧抄本。

    1921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红楼梦》，以程甲本系列中的双清仙馆本（道光年间版本）为底本，选用其他几种好的版本作为校本，主要校本为有正书局本、日本明治三十八年铅印本等。卷首附有程伟元的《红楼梦》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及汪原放的《校读后记》。有精装本和平装本两个系列，印了四千部。精装本全书共三册，定价42元。平装本全书共六册，定价33元。

    亚东标点本《红楼梦》很快销售一空。1922年5月，亚东图书馆又发行了第二版。这次正文没有任何改动，卷首增加了三篇文章：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胡适本人的《跋〈红楼梦考证〉》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采用他与顾颉刚、俞平伯共同修改的改定稿。

    此后，亚东标点本《红楼梦》又印行了五次，可见标点本《红楼梦》在当时广受欢迎的盛况。

    汪原放一开始标点《红楼梦》时，态度就极为严谨敬业。就他自己搜罗所及，尽量多用几种版本进行校对。1922年，他把胡适手中的程乙本借来，开始重新标点、校读《红楼梦》。这一次，他更加精益求精。据他在1927年重排本《校读后记》中所说，1922年到1923年两年之间，他将全书整个校过三遍。这次正文校点工作做得极为细致，所以拖的时间也很长。其间汪原放还广泛关注《红楼梦》版本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参考了1925年11、12月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刊容庚的《〈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一文。

    1927年11月，亚东图书馆刊印以程乙本为底本的重排本《红楼梦》。卷首有胡适序言《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还增加了胡适所藏程乙本中兰墅、小泉的引言和高鹗的序言，汪原放也重写了《校读后记》，初版和再版时的附录全部予以保留。

    重排本推出后深受欢迎，到1948年10月共再版了八次，成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最为流行的一个版本。正如魏绍昌《谈亚东本》文中所说：“直至一九五四年在全国发动了对胡适派《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以前，亚东本始终占据着《红楼梦》各种铅印本中的优势地位。”

    亚东标点本《红楼梦》的出版，是20世纪红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阅读及学术时代的到来。

    亚东标点本《红楼梦》在三个方面改写了红学的历史：一是标点本压倒以前的一切无标点本，成为《红楼梦》流通的主流版本；二是首次排印程乙本，稳固了程乙本在学术界和市场流通中的地位；三是卷首序跋内容丰富，尤其是胡适修改再版的《红楼梦考证》，成为新红学奠基之作。新红学从此取代旧红学，成为红学界的学术主流。

    胡适《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革命性意义，主要在于研究方法的革新。胡适深受美国哲学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清代乾嘉学派的双重影响。后来他将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红楼梦考证》主要运用考证的方法，来解决《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如胡适本人在该文中所说，这确实“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文中对此前王梦阮、蔡元培等人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情节的“索隐派”诸说，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认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

    对当时正在大力推广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来说，借助出版商的力量以新思想、新方法来整理国故，应当是改造旧文化、普及新文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历史证明了这种思路的高瞻远瞩。《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总结了亚东标点本小说系列的三大特点：“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按胡适所说，亚东标点本小说系列是由当时“五四”新文化领导人直接参与的“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

    吴组缃在《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中，谈到自己阅读亚东本《红楼梦》时的激动心情，以及以此为教材学做白话文的情形：

    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着，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

    我开始尝到读小说的乐趣。心里明白了小说这东西和读小说的人所受待遇新旧对比是如此其迥不相同！同时读它的还有好些同学。我们不只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低格，如何打标点用符号。

    吴组缃的感受，很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问题：亚东版《红楼梦》与亚东标点本系列小说，都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诞生的；诞生之后，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并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