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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及如何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没有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但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做了片面估计，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缺乏信心，没有强调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争取。
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3年12月1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9期发表《论工人运动》一文，强调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然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针对“二七”惨案后，党内一些同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产生怀疑和动摇，对工人运动缺乏信心的倾向，12月22日，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一文中全面翔实地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作用。为了彻底驳斥轻视工人运动的错误倾向，批评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工人“数量和质量都很幼稚”的思想，邓中夏经过调研，于1924年11月在《中国工人》第2期上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他在该文中全面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特点和历史作用，强调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正是由于邓中夏等同志的探索，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会议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与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相比较，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外，还有自己的突出特性。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殊优点，有利于它在中国革命中成为领导阶级。在长期的工人运动实践中，邓中夏深刻认识和把握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进而探讨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邓中夏从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批驳了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种种错误观点，论证中国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历史更悠久，力量更大，具有资产阶级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他指出，中国的现代产业工人，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而言都比资产阶级优越，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要比资产阶级大得多，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不可能像西欧无产阶级那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充当助手，而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其次，邓中夏从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入手，阐述中国工人阶级最富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恶劣，待遇差，社会地位低微。残酷的压迫使中国工人阶级比其他别的阶级革命更坚决、更彻底。
再次，邓中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了极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西欧的资产阶级可以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培植工人贵族，收买工人领袖和技术工人，由他们去宣传劳资合作和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邓中夏经过调研指出，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经济的基础，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素质是好的，整个阶级是革命的。
最后，邓中夏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和几个产业，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并且主要分布在铁路、海运、矿山和制造等行业。产业工人集中，有助于工人阶级发挥巨大作用。
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时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彭述之回国后于1924年10月和12月，发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和《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两篇文章，较系统地论述了其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他认为，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不敢出来做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的一方去。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天然领导者。彭述之肯定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是一大进步，但他否认资产阶级在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客观事实，产生了消极影响。党的四大在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同时，受彭述之的“天然领导论”的影响，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在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艰巨性等问题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认识。
对于“天然领导论”的说法，邓中夏持否定态度。他强调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不是上天赐予的，是靠斗争取得的。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邓中夏进行了探讨。他于1925年5月在《中国海员》第2期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邓中夏特别强调，领导权的关键就是“那个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问题。中间阶级即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那么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领导当然也是归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是争取中间群众的问题”。这样，邓中夏就进一步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具体化，实质上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为领导，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参加的牢固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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