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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大侵略中国的沉重历史脚步声中成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从懂事时起就立下了救国之志。这个“志”也就是他所说的反帝、反封建。反帝，在当时最要紧的就是要反对对中国侵略和压迫最深的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是一位诗人，青少年时代就展露了了不起的诗才。诗言志，毛泽东青年时期写的一些言志的诗都与反抗日本侵略、救国救民的志向有关。
“孩儿立志出乡关”
毛泽东17岁那年，改写了他认为是日本志士西乡隆盛的诗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很明显，这首诗表达了少年毛泽东的志向。那么，这位西乡隆盛何许人也？署名西乡隆盛的诗是怎样写的，是何人写的？毛泽东是怎样知晓这首诗的，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改写这首诗的？
西乡隆盛出生于鹿儿岛下级武士的家庭，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西乡隆盛率领的萨摩藩军队和木户孝允率领的长州藩军队，是讨伐乃至推倒封建幕府的两支主力。署名西乡隆盛的诗是这样写的：“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死不还。埋骨岂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首署名西乡隆盛的诗，其实是幕府末年僧人月性所作。之所以被误传为西乡隆盛的诗，是因为西乡隆盛特别喜欢这首诗，并将其一直随身带着。而他自己也有一首诗同月性诗一起作为励志诗被日本人广为传颂：“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读到日本志士的这首诗并改写后送给父亲的？当时毛泽东家里的经济状况相当于富裕农民的水平。毛泽东有了一些文化之后，父亲希望他不再上学，在家里帮忙记账、干活。毛泽东不同意父亲的安排，希望出去求学，干一番大事业。那首改写日本志士的诗作，就是他这一时期夹在账本里送给父亲的。
《毛泽东年谱》编者查对当时的出版物，那首署名西乡隆盛的诗1916年曾载于《青年》杂志第5号。但毛泽东肯定不是在《青年》杂志上读到这首诗的。因为他送诗给父亲的时间比《青年》杂志上登载这首诗的时间要早得多。
毛泽东读到日本志士的这首诗并改写后送给父亲的时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1910年秋上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在韶山，毛泽东常去听从外地回来的维新人士李漱清老师讲各地见闻，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他在秀才毛麓钟家读书时，“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1936年10月，毛泽东对斯诺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许就在这期间，毛泽东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和这首诗，在上新学校之前改写了这首诗送给父亲。
第二种可能是：上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后。毛泽东在这所新式学校里认识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员，从这位教员嘴里了解了很多日本的事情。毛泽东对斯诺回忆道：“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作《黄海之战》……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6页）“立志出乡关”的诗也许是这时听到的并改写后送给父亲的。
比较这两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位教员对日本的了解和所谈的日本的事情，肯定比毛泽东在毛麓钟老师那里听到的和在书上看到的要多得多。署名西乡隆盛的诗和毛泽东改写的诗有共同点，都是要“立志出乡关”，干一番大事业。但具体内容是不同的，西乡隆盛之志在通过维新强大日本；青年毛泽东此时之志已表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心迹，要解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欺侮问题，尤其要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欺侮问题。毛泽东通过《黄海之战》这首日本歌，既感受到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也感受到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傲慢和野心膨胀的国家，更严重的是野心膨胀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在步步加深。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1年春，毛泽东开始到省城长沙读书。1914年春，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杨昌济。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谈起在长沙读书的情景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自述》，第26页）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密切的关系”，包括受杨昌济思想的影响，被杨昌济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娶杨开慧为妻等等，其中也包括与杨昌济的交往加深了他对日本的认识。
杨昌济去英国留学之前曾在日本留学了5年。1903年春，杨昌济同陈天华等从上海乘船去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1906年，杨昌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8年春，杨昌济离开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入苏格兰北淀大学文科学习。杨昌济同陈天华一样，也是救国心切的海外学子。回国任教后，他不仅向毛泽东讲湖南人曾国藩、谭嗣同，也自然要讲他的湖南同学陈天华。毛泽东认为陈天华是湖南人的骄傲，对陈天华以蹈海警醒国人一事，他曾在《湘江评论》第4号评价陈天华“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5页）1921年农历端午节，毛泽东的好友易白沙，只身赴京刺杀北洋政府首脑没有成功，然后南下组织军队北伐也没有成功，于是他选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杀，以唤起民众。毛泽东为易白沙写了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教修身课的老师。他主张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除了听杨昌济的课之外，课余时间还经常与同学好友到杨老师家请教、谈心。杨昌济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曾在《达化斋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自述的家世、个人简历，并赞赏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他还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乃至在去世前，杨昌济还致函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5页）
救国，自1894年以来最急迫的课题，就是要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步步加深的侵略。杨昌济自然会经常向毛泽东谈论这个问题。他对日本帝国主义1894年侵略中国、朝鲜以及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的勾结，始终抱有警惕。在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学生，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毛泽东遇到恩师杨昌济的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卷入战争，无力东顾之机，加紧扩大侵略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恢复帝制的支持，9日答复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表示第五部分中有几条“容日后协商”。这一“亡国条约”激起强烈的反对，也激起湖南一师师生们的愤慨，他们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这件事更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抒发抵抗日本、救国图存之志。
这期间，毛泽东同班同学易昌陶病逝。毛泽东送了一副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滞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毛泽东还写了一首长诗来悼念易昌陶，其中一段如下：“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竞早亡，牙琴从此绝。”悼诗和挽联，既有对易昌陶的怀念和英年早逝的惋惜，更有对日本和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忧心如焚。悼诗和挽联同“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之语是相呼应的。
“磨砺以待日本”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日本对中国之患日益加深，却未引起国人的普遍警觉。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写道：“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52页）
这封信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中日关系深远的洞察力。
第一，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步步深入，其目的是要吞并全中国，称霸亚洲。有鉴于此，对日本的退让，只能助长其侵略的气焰。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但毛泽东预测“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第二，为什么中国的国土远大于日本，人数远多于日本，却屡受日本欺负呢？毛泽东认为关键是大多数中国人处在酣睡而不清醒的状态，国大而无组织力，人多而无凝聚力；日本则图吞并中国之心久矣，谋侵犯中国之术细矣。“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
第三，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要注意东事”，“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就是要观察日本，研究日本，要改变毫无防范的被动挨打的状态，要清醒地拿起手中剑，把它磨成锋利之剑，只要中国拿出敢战的精神，日本侵略者就不会得逞。
必须指出，青年毛泽东立下“磨砺以待日本”的救国之志，却鲜明地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日本侵略者与日本进步势力区别开来。他欣赏西乡隆盛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毛泽东对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与孙中山、黄兴结下深厚情谊的日本友人白浪庵滔天（即宫崎寅藏）先生，给予极高评价。1917年春，白浪庵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期间，毛泽东和萧三致信白浪庵滔天，信中写道：“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41页）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许多是通过日本传播过来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从日文译过来的。1918年春，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时，也曾计划去日本求学。这之后，毛泽东一度热心日本的新村主义，曾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但是他很快认识到整个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新村”建设是难以实现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作为新的学习榜样。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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