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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广受关注的《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北京西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赔偿梁信经济损失10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2万元，共计人民币12万元；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就其官网介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给梁信署名的行为，向梁信书面赔礼道歉。宣判后，中芭方面律师明确表示，将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著作权纠纷案让《红色娘子军》再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究竟这部经典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著作权纠纷？诞生于著作权法之前的作品又将如何申诉自己的权利？
“我很难受，我想打这个官司”
电影《红色娘子军》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有统计数据显示，该片在1961年国庆前公映后，创下了6亿人观看的盛况，而当年全国人口约为8亿。该电影还荣获国内第一届百花奖的多个奖项，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这部作品的创作者梁信（本名郭良信），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娘子军之父”。梁信曾多次讲述过自己的创作经历：1958年，梁信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受“反右”浪潮波及，被部队安排转业去黑龙江漠河。临行前，梁信想去曾经战斗过的海南琼崖看看。这次旅程中，梁信发现了有关娘子军的材料，并辗转采访到了还健在的娘子军连指战员。三个多月的采风后，一部名为《琼岛英雄花》的作品诞生。后来，这部作品更名为《红色娘子军》，被搬上大荧幕，引发了全国观影热潮。
1964年，该剧又被改编成同名芭蕾舞剧搬上舞台，成为中国芭蕾史上第一部现代题材的原创芭蕾舞剧，也成为中央芭蕾舞团经久不衰的保留剧目。但在当时，著作权法还未颁布，社会上并无著作权的概念，因此中央芭蕾舞团也并未与梁信达成任何协议。
1990年我国著作权法出台。1993年，时任中芭团长的李承祥给梁信致函，表示“创作人员的正当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并在信中提出：“在十年内一次性付酬也是一个办法，即一次付给您3000元，十年届满再续签合同，另议酬金。”
最终，双方签下协议，中芭一次性支付5000元，并负有为梁信署名的义务。正是这份协议，引发了之后的纠纷。
据梁信的代理人、女婿冯远征说，1993年签署协议后，中芭方面再未与梁信接触，直到2003年，协议期满。“从2003年起，我们家老爷子就在等，看有没有人来谈这个事情，结果没有等到。之后，中芭继续演出《红色娘子军》，老爷子心里越来越不舒服，感觉没有受到尊重和合理对待。”
2007年的一天，梁信突然打电话给冯远征，说：“我很难受，我想打这个官司。”
女儿梁丹妮和女婿冯远征成为梁信的代理人。2009年起，北京市版权局等单位先后多次为梁信和中芭进行调解，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2012年，梁信将中央芭蕾舞团告上法庭。
侵权与否双方各执一词
梁信起诉称，1993年6月，原被告订立协议，确认中芭负有署名义务，中芭一次性付给梁信5000元作为报酬。2003年协议期满后，中芭未与梁信续约，梁信要求判令被告中芭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55万元。
但中芭认为，双方当时所签协议书中涉及的“一次性付给”，是中芭表演改编作品付给梁信的报酬，而且中芭在每次表演时，都有梁信的署名，梁信一方援引的法律条款并不适用于该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首先应认定本案中中芭1964年改编芭蕾舞剧时得到了梁信许可，对当时特殊历史时期下梁信通过口头许可、亲自参与改编工作这种许可使用形式应当予以尊重。其二，双方于1993年签订的协议，从签订目的、内容本身及引用法条来看，该协议不属于作品许可性质，而是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时给付原作者报酬的约定。因此法院认定，中芭应在2003年6月双方约定付酬期满后，与梁信续约并给付相应表演报酬。
从2012年4月直到2015年5月，整整三年后，这起纠纷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中芭赔偿梁信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2万元；并就其官网介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给梁信署名的行为，向梁信书面赔礼道歉。
但从审判结果看，案件仍存在争议。中芭代理律师在一审后表示：“判决结果并没有说中芭侵权，既然没有侵权，我们为什么要赔偿？我们肯定会继续上诉。”
对此，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认为，从判决结果来看，体现了公平合理，但判决结果没有说侵权，是有瑕疵的。“法院不写侵权可能是用心良苦，考虑到了历史原因，不想定性为侵权案件。但没有侵权，自然就没有责任的承担。定性之后才能定量。这点来看，判决显得矛盾。”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丛立先则认为，著作权制度不但要保护作者的创作权益，还要兼顾传播者和使用者的利益。本案基本秉持了著作权法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既照顾了作者的利益，又考虑到了国情和特定历史情况，作出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判决。
法律支持著作权人公平合理的权利
这起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知名度大以外，还在于其代表性和特殊性。
首先，案件情况复杂，导致审理时间过长。丛立先提出：“这个案子的审理周期较长，说明了这个案件确实具有复杂性。因为这个案件争议事实发生在我国著作权法产生之前，而处理的结果却一直持续到现在。”赵虎则认为：“本案虽然涉及问题很多，但是法院应该依法办事，在法定时间内审理完毕。而不是利用法律规定的若干例外情况，延长审理时间到正常法定时间的好几倍。”
其次，这起案件显示出社会上著作权意识仍然淡薄。“原告应该是一直具有著作权法的基本意识，但囿于历史条件所限，所签订的著作权合同并不规范，遗留了很多问题。从被告的角度来看，对于著作权法的认知还有待加强，任何有价值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作者的创作之上，对此付出应有的回报不仅于法有据，而且符合公平原则。”丛立先表示。
不少业内专家认为，《红色娘子军》案的初审结果，让更多权利人维权信心增强。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版权案件不断涌现，如近期较为知名的《天机·富春山居图》原作者起诉侵权案、《北京爱情故事》原作者起诉侵权案等。赵虎认为：“作者、编剧是作品的来源，只有很好的保护作者、编剧的权利，才能让影视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但很多作者、编剧为了以后的生存发展，选择了忍气吞声。所以，司法应该更注重保护作者、编剧的合法权益。”
丛立先则认为，本案的判决对于传统国有单位提高著作权保护水平、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具有积极意义。“改编和表演他人作品，需要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取得许可或者支付法定报酬，是基本的法律义务。所以，在案件具体情况明晰的情况下，只要具有法律依据，支持著作权人公平合理的权利保护诉求，已经成为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丛立先说。
（本报记者 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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