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后的德国科学家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巨大而持久，怎么避免战争，怎么实现长久的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议题。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对战争的全面反思成为焦点。人们发现，在战争年代，除政治领袖外，还有一类人拥有巨大能量，那就是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倘若用于战争，化身为武器，既可以捍卫和平，也可能荼毒生灵。

 

    外界对于大科学家的印象常常是木讷严谨、不善交际、远离政治的。但是，在大环境的冲击下，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科学家们果然能“独善其身”，两耳不闻窗外事吗？实际上，对于战争年代的科学家而言，维护和平固然有现实困难，充当鹰犬助纣为虐也有沉重代价。二战期间的德国科学家就曾各自作出不同的抉择，给后人留下了长久的反思。

 

伟大总是与高尚并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二十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在科学上从稚嫩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百年涌现出的杰出物理学家可谓群星璀璨——麦克斯韦、普朗克、玻尔、伦琴、海森堡、费米、狄拉克、朗道、杨振宁，李政道等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可是，如果让以上这些人投票选举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答案绝对没有任何悬念，那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顶着理论物理学奠基人、量子物理学教父、“可以获三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师”等诸多桂冠，爱因斯坦是整个人类科学史中无法替代的超级明星，或许只有伽利略、牛顿等前辈可以与之比肩。

 

    作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世纪伟人”，爱因斯坦除了在科学上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外，他更有人性上光辉的一面。这位科学巨匠既热爱科学，也热爱人类。爱因斯坦并不是一味投身于实验室而不问世事的科学家。他一直关心着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为之勇敢、顽强地拼搏。

 

    一战期间，他不顾军国主义分子的威胁，拒绝在鼓吹“真正德国精神”的“文明世界宣言”上签名，反而在反战的《告欧洲书》上签字。从此，他成为集权分子的眼中钉。二战期间，盖世太保悬赏十万马克索取他项上人头，但他依然奔走营救其他犹太科学家并一起赴美避难。他时刻牢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第一位荣誉市民。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支持者，赞赏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为解放人民所做出的努力。当他得知原子弹应用于战争时，愤怒地大声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核武器研究。他为自己的科研成果而骄傲，又因自己的理论被用于制造武器危害人类和平而痛心疾首。

 

    爱因斯坦说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用自己的一生佐证了这一点。

 

量子物理学界的“希特勒”：菲利普·勒纳德

 

    发现阴极射线，肯定汤姆生做出的阴极射线是由负电子组成的结论；拓展赫兹关于光电效应的研究，证明电子发射数量正比于入射光所带的能量、电子的速度与入射光能量无关；提出动力子原子模型，为亨德里克·洛伦兹的电子理论贡献良多；研究光谱线的本质，提出不同谱系的波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学关系……这些伟大的研究成果都集身于一人——190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天才的实验物理学家——菲利普·勒纳德。

 

    然而，这样一个顶着多项重要研究头衔的物理学天才，却同时也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勒纳德是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纳粹党将他看作是“雅利安物理学领袖”。他致力于宣传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理论，被世人当成纳粹党在物理学界的代理人。

 

    希特勒上台之后，勒纳德在第一时间加入了纳粹党。作为希特勒在科学界的忠实化身，他在多个场合抨击批判犹太科学家，称他们玷污了德国科学界的空气。就连当时的量子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也因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勒纳德斥责和鄙夷。当然，这其中还包含着勒纳德对其研究成果优于自己的嫉妒。狭义相对论这一高端理论甚至被勒纳德称作是“犹太人生产出的糟粕”。勒纳德不仅在政坛和理论界排挤犹太科学家，还对所有犹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嗤之以鼻，从不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

 

    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极端爱国主义思想蒙蔽了勒纳德的双眼，也阻碍了他在物理学界的发展。由于在研究中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因素，他故步自封。而他的研究也因缺乏与科学界同仁的交流而陷入死胡同。

 

    抛弃正义，终将被世界所摒弃。1945年二战结束时，勒纳德被美国人逮捕。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像对其他纳粹战犯一样，对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由于积郁成疾，勒纳德于1947年在德国梅塞尔豪森去世，享年85岁。

 

    从一代物理学天才到阶下囚，菲利普·勒纳德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作为反面典型告诫后人，空有才华是不够的，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坚持正义，爱好和平，在大是大非面前作出正确抉择，才能真正被世人所尊重。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马克思·普朗克

 

    马克思·普朗克（1858年4月23日—1947年10月4日），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他是与爱因斯坦齐名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大物理学家。1900年，普朗克在德国物理学会上报告，自己在研究黑体辐射问题时发现普朗克常数以及量子概念。这一成果轰动了世界物理学界，宣告了量子理论的诞生以及新物理学革命的开端。

 

    由于在量子力学上的杰出造诣，普朗克于1918年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桂冠——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普朗克在德国科学界的伟大声誉，以马克思·普朗克名字命名的普朗克协会（MPG）在二战前成为德国顶尖的科学研究机构，这个几乎涵盖所有科学领域研究的协会直到今天仍是德国重要的研究机构。

 

    在纳粹政府最为猖獗之时，普朗克长期以科学泰斗的角色担任威廉皇帝学会会长。作为德国科学界的一面大伞，普朗克坚守着自己和平主义的信仰。他为了反对种族灭绝政策和纳粹政权据理力争，为了保护在德国的科学家不受侵害而忍辱负重，斡旋于纳粹政府之间，他甚至在表面上向纳粹政府妥协。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普朗克这些举动，动辄批判其是纳粹的帮凶。实际上，普朗克为了保护犹太裔科学家默默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同希特勒进行了秘密会谈，企图劝服这个魔头。

 

    在普朗克临死前几个月发表的题为《拜访希特勒》的自述中，他揭开了其选择向纳粹妥协的真相。“我想利用这一良机为我的犹太同事说些好话。”

 

    普朗克意识到，凭语言不可能打动这位可怕的元首，要保护更多科学家，只能选择“曲线救国”。出于对德国科学界的责任心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为了避免更多权力落入勒纳德、斯塔克等科学界的“纳粹党徒”之手，已72岁高龄的普朗克毅然坚持活跃在工作岗位上，为此不惜背负骂名。

 

    二战结束，随着时间幕布的拉开，普朗克最终得到了世人崇敬的眼光。但是，谁又能体会到当时普朗克所承受的重重压力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普朗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科学界“超级英雄”的使命。

 

历经磨难不忘初心：冯·布劳恩

 

    1925年，柏林使馆区旁的草地上，一名稚气未脱的毛头小孩点燃了一只火箭筒。火箭筒蹿升时冒起的烟火惊动了柏林的警察。警察迅速将小孩逮捕。在警察局里，这个男孩回答纵火动机时只是轻轻地耸了耸肩。他露出毫无畏惧的神情说：“没什么，我只是想发明一种可以带着我翱翔宇宙的飞行器罢了，我想探索这个星球之外的地方。”这名幼稚而勇敢的男孩就是未来的火箭之父——韦纳·冯·布劳恩。

 

    1912年3月23日，冯·布劳恩出生于德国维尔西茨（今波兰维日斯克）镇上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是天文爱好者，受她的影响，他从小就对宇宙空间充满了浓厚兴趣。

 

    22岁时，冯·布劳恩以物理学博士的身份从柏林大学毕业，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正是火箭发动机和推进剂技术。毕业时，他的论文被柏林大学评为当时学校的最高等级——特优。随后，冯·布劳恩受聘于德国陆军军械部，专门从事火箭研究。1934年，他成功研制A-2型火箭并发射成功。当直冲云霄的火箭发射之时，人们将这一伟大成就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相提并论，冯·布劳恩也在德国科学界名噪一时。此时，他年仅22岁。

 

    1939年，德国元首希特勒参观了在当时炙手可热的冯·布劳恩团队和火箭发射中心。希特勒对火箭升空的技术突破毫不关心。当布劳恩讲到火箭的精准度和强大破坏力时，这个战争狂魔却兴奋异常。布劳恩意识到，要想让希特勒持续支持自己的研发事业，就只能打着将火箭作为战争武器的旗号进行研究。

 

    实际上，在冯·布劳恩的心底，他从来没想过，让自己的心爱之物作为“杀人凶器”投入使用。1944年3月，冯·布劳恩被盖世太保投入监狱。他被指控欺骗政府，没有好好研究火箭的战争功能。在多方营救下，冯·布劳恩最终没有因所谓的叛国罪而被枪毙。

 

    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时，冯·布劳恩却在争分夺秒地收集多年研究的火箭图纸、报告和专利。美国政府意识到，冯·布劳恩的重要性，安排他从事其最擅长的火箭发射研究工作。冯·布劳恩没有让信任他的国家失望。1969年7月，阿波罗号载人宇宙飞船在月球着陆并平安返航。全世界因此记住了航天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副局长、马歇尔航天中心主任——韦纳·冯·布劳恩。

 

以科学之名：维尔纳·海森堡

 

    维尔纳·海森堡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德国物理学天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年纪轻轻的海森堡就已经成为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哥本哈根物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二战时期选择“卧底”，假意为纳粹政府卖命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物理学圣地——丹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研究量子力学中陷入了困境，因为在建立的原子模型中难以寻找原子的能量、辐射强度和频率等数值。此时，一位名叫海森堡的年轻人横空出世，他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路，创立了一套矩阵力学理论。该理论与他的老师、丹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玻尔不可观察和测量的原子模型形成了有效的互补，有力解答了疑团。1925年，海森堡和玻尔联合发表了《论量子力学》一文。从此，人们找到了原子微观结构的自然规律。此时的海森堡只有24岁。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玻尔的帮助，海森堡不断有新的研究突破。193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战爆发后，迫于纳粹德国的威胁，以玻尔为首的多名哥本哈根派物理学家被迫离开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赴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海森堡的老师玻尔和多位同行都力劝他这名炙手可热的物理学天才与大伙一同赴美，但海森堡却出人意料地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1941年，临行前的玻尔同海森堡在哥本哈根进行了20世纪最著名的私人谈话之一——“哥本哈根会晤”。这次不愉快的会见是两人生平最后一次见面，此后师徒彻底决裂：玻尔毅然远赴美国，而海森堡却留下来为纳粹政权卖命。海森堡这一举动为千夫所指，被当时的科学界斥为贪图名利、助纣为虐。

 

    二战期间，人们担心纳粹政权在海森堡的研究支持下，率先掌握使用原子弹等核武器——但这一担忧并未实现：海森堡在纳粹政权的原子弹研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建树，希特勒至死也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战后，海森堡继续在德国从事量子力学以及基本粒子的研究。

 

    1970年，年近7旬的海森堡站在了“玻尔国际奖章”的领奖台上，这一奖项正是为了纪念像海森堡的恩师玻尔那些为核安全研究作出贡献的科学家。此时，世人已经消除了对他的误解，历史的真相被揭开：无论是拒绝为纳粹真正投入研究原子弹，还是战后联合其他德国科学家反对用原子弹武装德国军队，作为日内瓦国际原子物理学研究所主席的海森堡绝非人们曾经误解的“纳粹帮凶”——他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二战时期，他选择留在德国只是为了避免让丧心病狂的人为纳粹政权研制出将原子能作为武器的原子弹技术。

 

    科学应当是造福人类的，为了给科学正名，海森堡在黑暗年代忍辱负重，承担所有骂名，终于等到了正义曙光的来临。

 

企图将科学界政治化：约翰内斯·斯塔克

 

    约翰内斯·斯塔克1874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希根霍夫。他是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曾在原子物理学领域独领风骚数年。因“斯塔克效应”“斯塔克-爱因斯坦方程”等定律，他在物理学界声名显赫。

 

    如果遵循正常的科学道路，斯塔克有望成为与爱因斯坦齐名的顶级科学巨匠。但遗憾的是，在希特勒上台后，他成为其坚实拥趸，并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此后，他在政途上表现得利欲熏心，在种族歧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位科学家越陷越深，最终成为科学史上的笑柄。

 

    斯塔克认为，当代的物理学先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种；日耳曼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和理性哲学，在科学研究领域具有绝对权威。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使其越来越与主流科学背道而驰。这导致当时的主流研究所和大学都不愿聘用他。凭借着对纳粹政权的绝对支持，他被提拔为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此后，斯塔克开展了对德国科学界疯狂的报复行动。他在公开场合抨击海森堡等科学家，肆意地铲除异己，将科学界政治化。

 

    1934年，斯塔克写信给冯·布劳恩时，还在信中签署着“希特勒万岁”，以显示他对元首的绝对忠诚。然而，对权力的过度追求并未给他带来想要的结果。由于屡次干涉纳粹上层官员事务，斯塔克先被纳粹开除党籍，在纳粹政府倒台后又被盟国军事法庭宣判服苦役4年。1957年，他在巴伐利亚的老家郁郁而终。

 

    斯塔克将个人的权力欲凌驾于科学事业之上，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虽有超人的天赋和才华，也终为科学界所抛弃。（本报记者 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