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有训教授给学生判卷说起

    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大学的前身。1928年，江苏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并在此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民国时期，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齐名，并称中国最高学府，有“南有中大，北有北大”之名。中央大学得天时地利，可谓名士云集，心胸博大，学风严谨，成就者多。而吴有训教授即典型代表，其他同仁亦大体近之。

    享过人之誉者，必有过人之处。此文展示的是1947年中央大学吴有训教授亲笔填写的一组成绩单，包括“普通物理学”学期考试评分成绩单、补考成绩单、学生成绩呈报函。围绕这三份学生学期考核成绩单，再综合笔者已收藏的一批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央大学文理科的评分成绩单，拟就民国时期学期考试制度的一些值得借鉴的问题，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其一，民国时期高校普遍注重学期平均分数，并作为学生学期最终考核成绩。所谓学期平均分数，即期末考试分数与平时成绩之和。根据《大学规程》第十五条规定，平时考试由各系教员随时举行，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平时考试成绩须与听讲笔记、读书札记及练习实验实习等成绩分别合并核计，作为平时成绩。如果任课教员填写评分成绩单，缺学期平均分数，又未在备注栏说明原因，校注册组则以无成绩论处，且以后不再补正。可见，那时高校考核学生的成绩，并不只是以期末考试分数多少，就能一锤定音，而是要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综合考量。

    其二，判分十分严格，学生成绩六七十分者居多。根据《大学学则》的规定，学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60分为及格。不及格的学生，成绩在40分以上者，得补考一次；不满40分，不得补考。补考在第二学期开学后一星期内举行，补考分数，不得打满分，一般按九成计算。我翻阅了一批中央大学文理科成绩单，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学生的考核成绩，看不出教员在判分上有任何“人情分”。评分的总体情况，90分以上者罕见，60分以下（不及格）者也是少数，60分至70分者居多。如，1940年中央大学中文系汪东教授开设“专家词”课程，参加学期考试有17名学生，最高成绩75分，有4名学生成绩不及格，均为50分，不及格率占四分之一。中大理工科判分，不像文科有灵活的余地，故更严。如，1947年，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开设的“普通物理学”课，30名学生学期平均分数，95分1名，80分以上2名，70分以上5名，60分以上9名，36分至58分12名，不及格率超过三分之一。随后，不及格的学生参加补考8人，其中70分以上3人，60分以上4人，最差的24分（见图①、②）。

    更令我感叹的是，名师计算分数的精确度甚至可达到小数点后的一二位数。如，1940年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童第周开设的“组织学及胚胎学”课程，15名学生的学期平均分数，最高分只有2名，分别为82.5分和82分；其他学生均为60-70分，分别为79.3分、79分、73.3分、73分、72.8分、70.8分、68.6分、68.2分、67.6分、65.3分、64.3分、61分、60.5分。计算分数计算到小数点后，已十分严格，而在点数上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如此严谨，令人感慨系之，肃然起敬。

    其三，民国时期的高校，尤其是名校，大师坚持开设基础课，已形成一种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北大、清华、南开、中央大学、交大等名校，一直保持名师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优良传统。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研究员回顾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师上基础课。他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老师教。系主任（杨石先）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武之教，他是杨振宇的父亲。反正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教。”在这里，邹先生提到的两位大师——杨石先和吴有训，皆为各自学科领域的翘楚。

    杨石先教授是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农药化学和有机磷化学研究的开拓者。1955年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代出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在西南联大担任化学系主任，并在1941年至1943年兼任教务长，校系日常工作繁重，占去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杨教授仍亲自为本系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化学课。讲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上课点名，进入课堂迟到10分钟，即作旷课论。

    吴有训教授是我国物理学主要奠基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他从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到西南联大担任理学院院长；从1945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交通大学校长，一直保持讲授物理学基础课的习惯。他在中山大学担任校长期间，讲授物理学基础课，在教学的每个环节上，都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如，1947年9月29日，在吴校长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前夕，为补报学生童清华普通物理平均68分成绩，致函中央大学注册组（见图③）。当我了解到吴校长即将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前夕亲笔书写此函时，顷刻间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本来，向校注册组补报一名学生的成绩，应是讲课老师分内之事，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校务忙，又面临即将出国有诸多准备工作要做的情形下，请系里教务部门代劳，应是件可以通融且轻而易举之事。然而，校长却坚持事必躬亲。这就是大师治学风格的真实写照。

    人们可能会提问：高校名师在各专业领域为何念兹在兹，热衷于基础课？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师深知打基础对培育学生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意义。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理学院为例，该院共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五系，从1938年至1946年九年期间，毕业生共673人，有8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12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郑哲敏、朱光亚为双院士）。联大理学院有90名毕业生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意味着每7到8位毕业生中，就产生一名院士。这个比例，表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培养英才如同构筑大厦，基础深厚，就能筑成坚固的大厦和培育出刚毅坚卓的知识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