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出生的姚培生,儿时对外交官并没有概念。“没想到因为‘赶时髦’学习外语,成就了我与外交事业的缘分。”说起成为外交官的故事,姚培生记忆犹新。1964年,姚培生考取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被选派到外交部工作,从此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3年,姚培生被派往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先后从事行政和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是大使馆最辛苦的工作之一,为了做调研,我做了很多卡片。”姚培生摊开右手,手上长了厚厚的老茧。“前苏联改革期间,我给国内撰文,认为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很小。但后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我们谁都没有预测到这个结局。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不希望苏共失败,倾向性明显。”谈及这事件,姚培生并不回避,“国内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搞研究不能带有个人情结,外交工作更应避免。”
在国内工作期间,姚培生主要从事中苏边界问题研究。为此,他耗时100余天实地考察中苏东西部边界。从西部4000多米的高山,到东部只有落潮才能看到的小岛,中苏边界线上留下了他很多足迹。每到一地,他都精心记录边界的实况,为后来的边界谈判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影像资料。他坦言,边界谈判是国与国之间最复杂的谈判,对于国家而言没有一寸领土是多余的。“外交不能为个人争名争利,但是要为国家全力争名争利争荣誉。”
从1995年初到2005年底,近11年的时间里,姚培生历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回忆这一经历,他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姚培生在带好队伍的同时,坚持撰写调研报告,努力从纷繁复杂的形势中寻找最有价值的信息。每到一地,为开展好业务,他都开动脑筋,广交朋友,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外交工作不能懒,一定要勤快,平时做好功课,有积累观察,才能应付国内亟须。”说到这里,姚培生的语气提高了几分。
尽管已年近七旬,但姚培生“退而不休”,依然奔走各地,演讲邀约不断。他笑称自己闲不住是“职业病”:“有些八九十岁的老大使头脑比我还灵活,打字也很快,文章写得也比我好,我要向他们学习。”
(光明网记者 蒋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