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往日恋人的情书

    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俄罗斯人自认为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一致的：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

一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演讲时曾说：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针对俄罗斯的轻蔑、责难和声讨方才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他甚至把这个“转折点”精确地定位在1881年，即《安娜·卡列尼娜》的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和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等事件的集中发生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翻译家大会上，巴格诺院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唯一正面因素。”

    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终于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座高峰，推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得出手的国家名片。从此俄罗斯文化中也出现了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即文学不仅在各文化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厚的文学。

    在俄罗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则被奉为“生活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是所谓的“审美的乌托邦”，因之也就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俄罗斯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始终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和良心的声音。

二

    在中国，文学读者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初通文墨的普通百姓对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也不陌生，说俄国文学在中国家喻户晓或许并非言过其实。鲁迅所言的“中俄文字之交”源远流长，第一篇汉译俄国作品《俄人寓言》于1872年在上海见报，被收入本套丛书的《上尉的女儿》（又译《大尉的女儿》）则是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俄国小说，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为1903年。历时百余年的中国俄罗斯文学接受史，对于中国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一同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宣传者，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巴金等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推广人。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更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形成了所谓的“俄苏情结”。无数中国人迷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他们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歌，喜欢看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怀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当时，大量中国读者与苏联读者同步地阅读着每一部苏联文学新作，很多人甚至能用俄语阅读原著。“文化大革命”过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经历近20年的停滞之后又迎来一个“井喷”时期，成千上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或新译或再版，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也烙上了俄罗斯文学风格的鲜明印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似有所下降，这既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处境和嬗变相关，也与我们自身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的转变相关。比如，当代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解构趋势，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浓厚的文体实验色彩，再者，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大传统中，当今的俄罗斯作家似乎更热衷于发扬光大后一种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还有待赢得中国读者的理解和呼应。但是，中国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10余年来，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年大约都有中译本20余种，无论是俄罗斯当今文坛的老作家如拉斯普京、马卡宁等，还是文坛新人如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甚至俄罗斯“处女作奖”的获奖者们；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如佩列文、索罗金等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纷纷赢得了与中国文学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关注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追踪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心中是有一幅清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全景图的。

    然而，我们常常听到读者说，当代俄罗斯文学读来远不如之前的俄苏文学那么亲切。任何文学阅读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阅读语境又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氛围、文学潮流和美学时尚以及阅读者的年龄和经历等多种因素。心怀旧情面对新对象，或将新潮的心态诉诸老去的人与事，往往难免隔阂。但以怀旧的心境打开尘封的往事，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又合理的举动。黄山书社此次推出这套《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在藏典的书柜里挑出几册旧书，新瓶老酒，仿佛能让人闻见岁月酿造出的醇香。如若说，面对新译的俄罗斯当代作品，我们就像在手机屏幕上浏览新识朋友的微信，那么，翻阅这里的十本新印旧书，我们则像在夜半台灯下捧读往日恋人的情书。

    （作者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