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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对东亚战场最大受害者中国而言，这场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是将战争首恶绳之以法的清算之地。也正是在这个法庭上，中国一代法律精英，以无可辩驳的充分证据，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次公之于世，在东京审判的“战场”上发出了历史最强音。
69年后的今天，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5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及3卷《索引、附录》（中文版）正式出版。这是继2013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关于东京审判的重要大型文献，也是东京审判开庭以来庭审证据首次在全球范围内的完整出版。该书出版座谈会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讨论东京审判研究的现实意义，呼吁世人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以铁证回击争议
得知这部文献巨著正式出版，曾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长女梅小侃难掩激动。她说，证据在审判过程中至关重要，证据文献集成的出版，是对东京审判争议之声的最有力回击。
到今年，父亲梅汝璈离开已经42年。父亲生前，梅小侃和弟弟梅小璈几乎不了解父亲的经历。直到父亲过世多年之后，姐弟二人才开始了解父亲的工作。从1985年整理父亲遗作开始，到至今保持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合作，尽管并非专职从事研究，但姐弟二人运用各自专长，在“天然的责任感”驱使下，为东京审判研究恪尽绵薄之力。受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委托，他们翻译、整理、研究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文献，包括《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等。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告诉记者，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由中国法官梅汝璈、首席检察官向哲濬、首席顾问倪征燠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殚精竭虑，不辱使命，为审判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审判结束后，中国代表曾带回两箱档案文件，遗憾的是，这些档案在我国已全部散失，使我国学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研究深以为困。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的不彻底性，时至今日，日本某些右翼势力还企图篡改历史，否认战争罪行，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搜集、整理与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相关文献资料，对还原历史真相、妥善处理现实与未来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位学者指出，作为东京审判的关键文献，本集成的出版不仅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施行“南京大屠杀”等累累罪行的相关证据的集中展现，更是对日本右翼否认侵略罪行和“南京大屠杀”等对华暴行罪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驳斥。
东京审判研究应真正学术化
此次出版的50卷《证据文献集成》包括检方和辩方提交而又被法庭采纳的证据，即法庭证据。本次出版为日文部分，共约3万页，按法庭证据的编号顺序排列，在内容上与2013年整理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既有交叉，又有补充，是当时法庭认可的最为完整的证据集成，日文为主，包含少量的东、西方语种，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形成互补，构成系统的法庭审判文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法庭证据中，有相当一部分系被美军缴获的日本政府未及销毁的秘密档案；还包括红十字会或其会员团体的报告书和有关的个别人员的报告，以及与案件有关的私人日记的摘录、信札和其他的私人文件等。这是东京审判开庭以来第一次将法庭证据影印出版，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是史学、法学、国际关系等领域学者研究东京审判必不可少的资料。
同时，在为该集成编纂索引的过程中，通过比对原始档案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差异，逐字查核法庭证据记录中的数千例错讹，并进行了校勘，这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基础文献特别有意义的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说，东京审判不仅是影响深远的审判，也是关系重大的学术研究课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充分认识到出版东京审判相关文献的重要性，携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集、整理、编纂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
记者了解到，在建设东京审判出版基地的过程中，除了庭审记录、证据文献集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东京审判研究丛书”，包括从法国欧戴勒·雅各布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东京审判：被遗忘的纽伦堡审判》、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交大出版社引进的《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等14种。圣智学习集团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建的“东京审判数字资源库”也在推进之中。
程兆奇说，我们在东京审判上无论是要有所坚持，还是要发出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中国学界要迎头赶上，当务之急是使东京审判研究真正“学术化”。
据悉，此次出版的5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及3卷《索引、附录》还将在今年5月的美国书展上举行全球首发，让真实的历史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正义之呼。
（本报上海5月5日电 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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