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

    “（对于结婚）我什么也没准备，也没打算准备什么，因为这个事影响很大。我和你的工作不大一样，你经常接待外宾，穿的用的整齐一些好。我想我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打扮得太年轻了，省上的工、青、妇、知青办、农办来找我，特别是地区、县里，大部分都是些老同志，我又当小孩子还得当大人。你不要给我买衣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一个好头。”

    ——摘自吕玉兰致江山的信

    “我过去从不注意休息、吃饭，斗争激烈复杂，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现在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但一紧张了，生活一不规律了，小毛病不断，头疼啦，腿肿啊，肚胀呀，总是不太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植物神经紊乱，走起路来抬不起脚。望你注意。”

    ——摘自吕玉兰致江山的信

    “我没有别的企求和目的，只是想着我们能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交流思想，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摘自江山致吕玉兰的信

    吕玉兰，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著名的农村劳模之一，被称为“铁姑娘”“一代中国妇女的骄傲”，亦因朴实无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被称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她的名字，已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中国史册上。

    玉兰岁岁开，佳人已不在。2015年5月1日，细雨霏霏，记者从吕玉兰的丈夫、年近古稀的江山的讲述中，了解到了他和吕玉兰感人的爱情故事。

    青年时代的吕玉兰身材细高，爱说爱笑，又是劳模，又是公社书记，倾慕的人自然不少。可她不愿离开农村，怀揣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梦想，使得一个个“白马王子”望而却步。接下来便是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吕玉兰的婚事也就搁浅了。

    1974年，身为新华社政治外事记者的江山，经同事介绍，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吕玉兰开始了交往。

    “1974年6月22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江山仍清晰地记着这个日子，“我从北京专程来到石家庄，同玉兰正式见面，也算是人们所说的相亲吧。”

    初次交往，两人开诚布公。对于政治地位上的悬殊，江山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副书记。”玉兰也很实在地说：“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也可能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吕玉兰和江山彼此都很倾心对方，用两人的话讲，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可是两人都很忙，又分居两地，主要靠通信来交流感情。

    “从见面到结婚，其间我们总共只见了3次面，却写了23封书信。”江山介绍，起先的几封信，主要是谈工作、谈思想，完全没有今天年轻人那种浪漫。职业所系，爱意萌生，江山的信如他所说“又臭又长”。后来，吕玉兰的信也越写越长。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江山的爱慕之意：“你年轻有为，你是我们党的新闻记者，看过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我给别人谈起你来，都很羡慕你……晚上爱做梦，有时在睡梦里还见到你呢！”

    鸿雁传送的爱情，就像滴滴春雨，不断滋润着吕玉兰和江山的心田。

    1974年10月3日晚上7点，时年28岁的江山与34岁的吕玉兰，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其实就是吕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吕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新婚洞房就是吕玉兰的办公室，是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一层西头带有一个小套间的房子。

    婚后，他们把那23封书信装订成册，经常捧读，深情重温“热恋”的甜蜜。从结婚到吕玉兰病逝，在长达20年的夫妻生活中，她和江山一直相敬相爱。1986年7月12日，在拜望邓颖超大姐时，吕玉兰汇报说：“江山对俺帮助不小。当初老人老，孩子小，母亲有病，江山抱着她上医院。”邓颖超风趣地说：“江山做得好，是个好后勤。”吕玉兰忙说：“是模范丈夫。”邓颖超笑着说：“好，我赞成玉兰的话，是模范丈夫！”

    婚姻的幸福更激发出了吕玉兰和江山对事业的热爱。无论在省委书记职位，还是后来转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吕玉兰都如由河北省委组织部审阅批准的《吕玉兰同志生平》中评价：“吕玉兰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江山曾获河北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与国务院贺电嘉奖、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耿建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