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这样一种偏见,必须改变。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近来翻阅《王伯祥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易行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的普及。现在,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这种观念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给予尊重,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
启示之二,“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康德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王伯祥、余冠英、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对学者而言,深入易,浅出难。浅出所以难,是对作者要求高,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才不至于把经念歪。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遇到不懂的地方,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而要讲给大众听,就无法藏拙。因此,做好普及工作,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只有这样,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也才会更有意义。
启示之三,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恰逢其时,其意义自不必多说。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以“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为追求,其选家皆术有专攻,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不同,因此“古代诗词典藏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这里仅举数例:李山教授的《诗经选》,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风雅艺术,考察其歌唱方式……《王维诗选》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王维诗乃诗之哲学,亦可谓哲学之诗。故其选评,敏于感悟,精于赏玩;其评赏文字,巧于切入,工于辞采。《李清照诗词选》的作者陈祖美先生,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从而绎出易安的十余种“心事”——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
无须赘言,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这一点,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特别强调自己“注”的特色,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希望这种不拘一格、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贯彻丛书始终,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既不乏前沿理论、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品选本。
六十年前,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取得空前成就,影响至今。我们相信,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本文系作者为新近出版的“古代诗词典藏本”〔商务印书馆〕所作序,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