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学生我幸福

    开栏的话

    在你的家庭相册里，是不是也有一张全家福？

    全家福照片几乎人人都有，它给每个拥有相机和面对镜头的人，诠释摄影最本初的意义。

    如果你是一名班主任，想必少不了有一张班级毕业照。那也许是相册里最令人留恋的一张。那些稚嫩脸庞的学生，簇拥着青春洋溢的老师，定格着往日岁月和金色回忆。

    照片也许是切入记忆最便捷的方式，打开一张全家福，就拉起一根情感共鸣的线。让我们用一张张班级合影，牵起匆匆那年校园里的集体记忆，忆起那段老师挥洒飞扬、学生眼神发亮的日子吧！

    三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马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李明。下周一我们小学班同学聚会，请您参加。”听到“李明”这个名字，一个扎两小辫、聪明、伶俐、漂亮的小姑娘，眨着大眼睛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她是我四十多年前教过的学生。虽然多年未见，但从报纸和广告中知道，她已是昆明一家知名医院的院长、有名的整形外科专家了。我心里有些激动，努力地从被时间尘封的大脑中，寻找她和她的同学的模样和姓名。突然想起，当年的毕业照，我还好好地贴在相册上，急忙找出我当他们班主任时的全家福。

    看着一张张纯朴稚嫩的脸，往事一幕幕涌现眼前。昆明市新村小学1972届五一班的同学是1967年入学的。在那动乱的年代是不能按常规上课的，情况很多：接到“停课闹革命”的指示；两个不同观点的造反派辩论升级——武斗啦；峨山大地震波及昆明了；高年级同学和老师参加“围海造田”……学校紧邻云南省革委会大院，到处高音喇叭，红旗飘飘，一派喧嚣。总之，只要停课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特别是一二年级时，几乎没上几天课。然而，复课了又没有教材。老教材因有“封资修”之嫌，不能用，新教材又没跟上。学什么呢？老师只好暂时自编：语文课教当时最常用的标语口号，以及孩子们能理解的毛主席语录。我们又将汉语拼音和书写的相关知识穿插其中，尽量给他们把识字和书写的基础打好。

    1970年以后，他们三年级了，学校慢慢恢复了较为正常的教学秩序，同学们才算能静下心来学习。

    大概是体会到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吧，同学们懂事多了。爱学习，守纪律，绝大多数同学能积极动脑筋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书写工整。我现在看着照片上他们的样子，还能记起作业本上那些写得横平竖直的方块字。批改作业时，我总是情不自禁要写上“hǎo!”或“认真！”给予鼓励。

    学校经常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忆苦思甜、野营拉练等活动。我记得坚持最好的两件事：班长何燕（末排左3）和劳动委员聂海源，文体委员李明及贾建（头排右3），李海英（二排右1）等同学学习雷锋做好事。三年级时，每周六下午放假时，他们都到学校为教室大扫除。他们抬许多盆水，冲洗木地板，把课桌椅、黑板擦得干干净净。那时他们才八九岁，坚持了好几个月，真不容易！

    男班长陈文喜欢思考，经常积极发言，学习成绩好。他看上去斯斯文文，却有一副热心肠。班里有一个女孩因病双腿行动不便。他们两家住同一幢楼。从入学开始，每天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陈文都替她背着书包，陪她一路走，坚持了几年，直到她搬家转学。

    班里男同学多数性格比较平和。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打架斗殴事件。较严重的一次“事故”，大约发生在三年级时。那天课间休息，我正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忽听有人大叫：赵勇把钉子咽到肚子里去啦！急忙过去问，他说：我嘴里含着一颗钉子，他们来“哈”（方言，意为“挠”）我，我一笑就把钉子咽下去了。一寸长的钉子在胃里，太危险了。马上送医院，X光检查并没刺伤内脏。医生让回家多吃韭菜等粗纤维食物，两天后，钉子总算拉出来了。事后，跟他一起玩的崔小岩（三排左3）还非常自责地说：“我不知道他含着钉子，我不该哈他。”这些孩子是多么善良和友好。

    这一届的学生是被耽误的一代，但他们也是幸运的，1977年高中毕业，有的去当知青，有的参军入伍，有的进了工厂。当年，正赶上全国恢复高考，他们中的多数人相继考上了大学，有了深造的机会，开始了新生活。

    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真的很想见到他们。三月九日下午，在一个很有家乡特色的餐馆，见到了他们中的几个。岁月虽然在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一些痕迹，但基本轮廓没变，我还能说出多数人的名字。往事在春风中徐徐道来，大家都很高兴。交谈中更加深知，小学毕业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不断学习、努力工作，他们中有的当上了医生，有的成了党政机关的干部，有的是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有的是媒体报刊编辑，有的是IT界的资深人才，但大都是在各行各业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的普通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用所学知识，为祖国尽力作着贡献。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我为同学们的成长和成就感到欣慰，拥有学生是幸福的，有如拥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