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治学旨趣

    牟氏女弟子卢雪昆曾顺梁氏之言：“牟宗三者，非中国人也，而世界之人也；非20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教授、已故哲学家傅伟勋亦指出，“牟宗三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

    沉潜的“执”的治学态度。对于做学问，牟宗三始终推崇《中庸》所谓“择善而固执之”的“一以贯之”的精神。他认为，不管你有哪一方面的天才，都必须努力。“假定你有逻辑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可以成为逻辑专家，有贡献；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对中西哲学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贡献。”（《未来中国文化是个大综合时期》）牟先生一生“执”于哲学，凡六十年，不为外物所动，始开出现代新儒家之崭新理境，此谓其学术取向之大“执”。

    关于“执”的理解，他晚年给出自己的解释，“就是你自己闹中取静，你自己默默地在耕耘。……默默耕耘中，我活了80多岁。要有相当的时间才成呀！没有时间，任何聪明都没有用”。他曾对其师熊十力先生及师辈的梁漱溟、马一浮等先生进行评析，认为他们都有真性情、真志气、真智慧，然而毕竟研究学问的“时间”不够，就是“学”的工夫不够，“执”的程度不够，因此导致客观的了解不够；功力不够，则难以做出更好的成绩。他亦曾对学术知己唐君毅先生进行类似慨叹：唐先生本来可以做出更好的学问，然而由于行政事务“褫夺”了他的时间，从而使得其无法“执”下去，所以唐君毅先生的著作虽然对学者有启迪、有价值，但大抵属于“rough work”（粗略的著作）。

    “无功利”的治学品质。牟氏治学，一贯抱着无功利的态度，真正落实了亚里士多德“好奇是哲学动力”之箴言。牟氏生前，在港台乃至国际的学术影响可谓大矣，然而牟氏既非中研院“院士”，亦没有获过什么“大奖”。其根本原因在于若要评奖，就得申报，要填写一堆资料。牟宗三认为，学术本来是素心人的事，哪有工夫忙活那些“婆婆妈妈”的事。

    关于牟先生“无功利”的事实，还有一个“铁证”，那就是牟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当了几十年教授，竟无“立锥之地”，几乎一生都在“租居”之中。其弟子因老师的慨叹，背着牟先生在台湾买了一寓所，并请求先生搬入，而此时牟先生亦80有余了。这一点，牟先生远不如康德幸运，康德至少在59岁时即有了自己的寓所。

    当然，说牟氏完全没有功利性，亦不尽然，只不过，牟氏的功利是超越个人的“大功利”，在于开出民族文化之理想。在《时代与序言》中，75岁的牟宗三说，他一生可以说是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方向而奋斗以伸展理性”的一生。这一点同样供同辈学人深思。

    “生命学问”之治学取向。牟先生治学如同乃师熊十力一样，非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而是为解决生命的问题而“学问”。他在北大曾钻研“理则学”（即逻辑学），研究怀特海、罗素、杜威等西方哲学著作，然总觉得与生命不相应。后因遇到熊十力先生，始嗅到充沛、淋漓的儒者生命气象，于是重返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他对儒释道三家曾有“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察事变莫过于道；察业识莫过于佛”（《中国哲学十九讲》）之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端的是大师气象。

    牟先生虽然对释道乃至西方哲学多有研究，但始终亦有所“依”，这个“依”乃是生命之“依”，是一个儒者之“依”。他认为，就境界言，儒释道并无不同，但就时局言，道、释与其生命不相应、与民族生命亦不相应，因为当时时局给中华民族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保住民族文化血脉、如何挺立主体的价值。基于此种考量，牟先生紧紧抓住了“儒家哲学”。牟氏认为，在危疑的时代，能挺起来做中流砥柱的，能尽责任、撑得住的只有儒家，光是“隐遁”起来是不够的。牟氏同其师熊十力先生一样，始终不渝地倡导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大易精神，弘扬先儒“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儒要义。即便钻研西学，亦在于将西学的精华吸纳、会通于儒家立场上来，融摄到生命中来。他始终把生命楔入学问之中，同时亦把学问植入生命之中，其著作《生命的学问》曾谈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以生命做学问，亦以学问来润泽生命。

    综合、融通的学术格局。牟氏研究学问根底在于生命，表面看来，因其研究领域似过于集中于生命哲学领域，不甚开阔，其实不然。须知，生命学问之理路，不仅关注自然之生命，还涉及价值之生命、文化之生命乃至政治之生命，尤其要研究价值之实现，这势必涉及科学、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考察牟氏研究之领域，当知晓其学乃是综合的、融通的，观其著作，当知此言不虚。若用一句话描述，乃是他始终围绕儒家生命价值之实现这根红线来“贯穿”古今中外人类哲思之精华。

    谈起综合，我们有必要浏览一下牟氏的“思想隐秘地”。大凡学者，皆有自己的思想资源生发地，借此以发挥与创造。一般学者所能掌握的资源相对贫乏，且未必能透悟，但一流大师则不然。他们有宏阔的学术格局：他们的学术根基厚而阔，且有一种综合、融通“百家”的能力，这种融通与综合，即谓今天的“创造”。如果说有“东方诗哲”方东美以融通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佛学（以华严宗为主）及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怀特海）“四大主潮”为己任的话，那么牟宗三学术之宗旨乃围绕“生命哲学”以贯通儒、释、道、康德等诸智慧，晚年他又进行儒、释、道、柏拉图、基督教等五大智慧之会通。这种大综合、大统摄非有大智慧、大心胸、大愿力的人不能为之。对今人而言，弄通其中任何一门学问已属不易，遑论将其综合收摄、“剔除理障、融通统贯”并进而归“一”（归向儒家）。

    西哲中，牟宗三最服膺康德。然晚年，牟先生颇自信，认为自己的“统摄”工作，即便康德也未必能及。他临终前给弟子这样写道：“你们必须努力，把中外学术主流讲明，融合起来。我做的融合，康德尚做不到。”

    正是基于大综合、大融贯的视野，牟宗三才被誉为“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亦是基于此种“综合大视野”，他“对“纤巧”的东西看不上眼，尤其对浮夸、炫耀之学风瞧不上。他批判学西哲的年轻人，动辄现象学、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胡塞尔挂在嘴上，好像不知道这些就跟不上潮流似的，“这些哲学都有小技巧，弯弯曲曲、煞有介事，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贫乏得很，一无所有，竟说废话”（《四因说演讲录》）。牟氏之言并非不让人学这些东西，而是说须由大的格局，须把哲学定位在承载生命的本位之上，如果为了“跟风”和时尚，那么浮光掠影地学些皮毛是得不偿失的。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