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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06日 星期一

    燕赵文化的精神特质

    作者:张立文 《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06日 08版)
    学者书法

        燕山万状,参差代雄。燕赵往贤,群星璀璨。河北文脉,世代绵延。文化特质,尽显民族风骚。其精神特质,大体有:

        革新精神。革新是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动力,是国强民富的基础。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抗衡北方胡、狄与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坚持实行“胡服骑射”的革新措施,即穿胡人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改革车战为“胡服骑射”,但却遭到赵武灵王叔父公子成的反对。公子成认为,中国是圣贤教化、诗书礼乐和仁义道德实行的地方,是四方少数民族和他国向往效法的地方,而今君王穿胡人的服装,变革古人的教化,变易传统的大道,违逆人的思想,叛逆学术原则,背离中国传统。“胡服骑射”不应该实施。

        赵武灵王回应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理之循……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也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古今的风俗、礼法亦随之变化,当今应根据时势的实际情况制定法令和礼仪,法度政令,应唯变所适,衣服器械应便于使用,治世不必效法古道,终于使“胡服骑射”的改革得以实施。

        纵观历史,任何革新变法,总会触犯既成制度礼仪、既得利益,因而遭遇反对、阻挠、破坏,唯有坚持不懈地革新,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和乐精神。人总有所向往,有所理想,这是精神获得愉悦的一种度越需要。荀子,战国时赵国人(今邯郸)。他认为和乐能使精神获得提升,情操获得超拔,气质得到陶冶。譬如乐教,让人在性情的、美感的、快乐的享受中接受道德的教化。乐沟通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乡里族长之间的情感,唤起了追祀祖先的情思,增强了宗法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使各阶层的人际在享受美妙的音乐中达到和敬、和亲、和顺的目标。

        荀子认为,乐的推行,礼的修成,礼乐互济,相得益彰,尽管“乐合同,礼别异”。别异是社会等级差异的现实需要;合同是调和等级差异所产生的种种冲突。在承认差别和冲突中和乐、和谐其差别和冲突。“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既可以善民心,意志纯洁,又使礼义完备,德行高尚,移风易俗,和睦咸宁。仁义礼乐都以和为标准,其目标是一致的,以达到“美善相乐”的和乐境界。和才能有乐,善才能有乐,不和不善,便导致悲和恶。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他认为不管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成的根据,还是最完美的道德,都以和为基础。“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

        包容精神。燕赵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就其广义而言,有开“中医学之先河”的扁鹊,撰《黄帝八十一难经》,首创切脉诊断法;有法治主义的重势派慎到,认为有权势便可行法令,施权术;有名辩学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主张“白马非马”和“离竖白”,自觉把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概念多重关系及其差异性,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有西汉今文诗学“韩诗学”的开创者韩婴(约前200—前130年),撰有《韩诗外传》。除韩婴为燕人外,慎到、公孙龙、荀子都是赵邯郸人,可谓人才济济,各学咸集。

        就狭义而言,燕赵学者在智能创构自己的哲学理论、概念结构中,以高度包容的胸襟,或游学各地,或博收广纳,或融会贯通,或钩深致远,独造思维体系。荀子生于赵,其政治、学术活动遍及齐、楚、秦、赵等国,吸收道、墨、名、法各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曹魏明帝曹睿诏刘劭作《都官考课》,以考核官吏,他海纳百川地融合儒、道、名、法诸家思想,撰《人物志》,以识辨人物才性,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以为才性是人物本质的表征。他从人物才性的多角度、多层面综合分析了人物的性情,把平淡、无味与中和、中庸等儒道概念圆融无碍地和合起来,为清议、清谈提供坚实的才性基础,为魏晋玄谈做了铺垫。

        求是精神。“实事求是”一词广为流行,被奉为经典。其典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实事若指客观存在的事物,便有其事物的现象层面、本质层面和虚拟层面等差异。如就感性所得客观存在事物的现象层面而言,有盲人摸象之见,有坐井观天之见,有身在此山中之见,有画蛇添足之举,并非其实事或事物的本真。“求是”就是求真,通过理性的探赜,体认事物的本质之真,获得对真理的认识,或在虚拟时空中求得对真理的认知。

        “实事求是”由史称颜李学派的颜元发为实学。颜元认为,宋儒程朱“只教人明理”,而不能处事。只有尊重客观存在事物的本真,才能“求是”。无下著实功夫,不仅不能求是,反而流入虚空。

        忧患精神。燕赵思想家大都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如慎到、公孙龙、荀子、董仲舒、孔颖达、邵雍、刘因、颜元、李塨等。

        刘因(1249—1293年),容城人。他生活在南宋、金、元尖锐冲突、社会危机深重之际。元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贱民命如草芥”。“保州屠城,惟匠者免。”尸积数十万,殆与城等;蠡州全城杀光,无噍类遗,使人毛骨悚然,强烈震撼刘因的身心。作为儒生的刘因,社会地位低下,却以兼济天下为自任,“胸中有石补青天”,终日忧民忧道,期盼人民安居乐业,儒学得以传承。“乱后疲民气未苏,荒烟破屋半榛芜。平生心事羲皇上,回首相看是画图。”面对现实的残破和残酷,仍存有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想望,尽管那是一幅空想的图画。

        创新精神。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繁荣、生生不息的生命线,如果创新窒息,学术文化就会衰微,以至消亡。燕赵诸子以其生命智慧、思想的智能创造,革故鼎新,富国强民,开出集儒、法、名、阴阳于一体的多元融合文化。

        燕赵多元融合文化为其理论思维、礼法治理、伦理道德的创新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如有开中医学先河的扁鹊,名家“白马非马”论创发者公孙龙,与孔孟并称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开创古今文诗的毛亨、韩婴,首开“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人才学开创者刘劭,随经析理、主编《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发扬图书学派易学的邵雍,“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北方理学家奉之为泰山北斗的孙奇逢,开创颜李学派的颜元、李塨,著名辨伪学家崔述,以及中国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张继,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等等。他们都立足于创新,而开出各领域的新生面。

        我从小学至中学,对图画课很感兴趣,既学字又学画。在每学期全校书法比赛中总能名列前茅。当时主要是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受“颜筋柳骨”的启迪,后学汉《张迁碑》,探赜二王和苏、黄、米、蔡的神、气、骨、肉,又临摹楚墓竹简及马王堆帛书。但我不是书法家,而是一个爱好者。——张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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