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沙砾

    第一次见到刘绍棠先生是在1984年的冬天。应该是初冬，天气阴沉、寒冷，冬储菜已然上市的时候。绍棠先生那时住在北京光明胡同的一小院里。不是四合院，而是三合院，有南房、东西厢房，在本该是北房的地方上生长着一株枣树。

    在我印象中，绍棠先生的小院，东西厢房各两间。东厢房住着他的父母，西厢房住着他的孩子。绍棠先生居住的南房三间，东间做卧室，西间做书房，居中的那一间，按照传统说法，也就是明间，辟为会客室。绍棠先生会见客人一般在书房。客人多了，晚来的客人便在明间，等书房的客人走了，再进去。如果有急事情，便走到书房的门口，把脖子伸到书房里与绍棠先生对话。

    由于纬度的缘故，北京的北房最宜居住，这样朝向的房子，夏天可以享受来自海洋的凉风，冬天可以晒到温煦的阳光，从而感到大自然的恩泽。南房则与北房相反，北房所有的好处在南房都得不到，北京人能够住北房的绝不住南房。绍棠先生的三合院以南为正，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把枣树伐掉，在那里盖起北房，绍棠先生不仅可以住在那里，三合院还可以升格为四合院。

    绍棠先生说，有熟人给他出主意：砍树是违法的，但如果这株树自己死掉了，自然不算是违法，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建房。可是，那株枣树远没有死亡的迹象，让它速死的办法是把树干钻一个洞，把花椒撒进去。如此，枣树便会枯萎。但是绍棠先生不取，他觉得很好笑，枣树好好地生长在那里，为什么要费尽心机造成它的死亡呢？

    绍棠先生出身农家，对农村各色人物了然于心。他说：“农村里不乏勇敢分子，敢于向银行贷款，最后拍拍屁股，贷款还不上，你拿他怎样？”绍棠先生很是忧虑。他的这种态度，农村的朋友不以为然，得罪老乡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少共情结”的缘故，绍棠先生说话坦率，敢于坚持己见。在他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的时候，为了一名干部的任命而与市委顶牛。绍棠先生认为这名干部不符合任命条例，准备在表决的时候提出不同意见。人大派人做他的工作，请他注意策略，因为这个干部可以帮助北京做一些别人所不及之事，绍棠先生依然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次同林斤澜先生聊天，他说：“绍棠傻，北京文联的人叫他傻姑爷。”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绍棠先生得了中风病，从光明胡同迁徙到宣武门外北京文联宿舍。那座楼的顶部镶有红色的边缘，对这个红边，绍棠先生很高兴，“赐封”那个楼为“红帽子楼”，自封为“红帽子楼主”，并以此为题写了不少随笔。居住的条件改善了，但是绍棠先生的身体却逐渐变坏。1997年，绍棠先生因为腹积水，送到一家医院治疗。本来该把积水抽出，不知什么原因，负责治疗的医生反而给他输液，这样，腹内的积水更多，从而压迫心脏，窒息而故。这自然是医疗事故，可以与医院理论的。但是，据说绍棠先生不准许家属与医院理论，这是否，又是林先生所说绍棠的“傻”呢？

    几十年的光阴，雨丝风片一样地飞驰过去了，但有些不经意之事却沉淀下来，仿佛坚硬的沙砾，不时刺激我，引我反思，令我怀念，尤其是在天气阴冷的时候，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第一次拜访绍棠先生的情景，同时想起宋人晁端友的一首小诗：“寒林残日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疲马啮残刍。”想起这首诗，也许是因为情景相近，凄清的情绪潜泳到意识之中而与我的忧伤产生共鸣。缅怀绍棠先生总是叫人伤感不已的。

    愿他的灵魂在天国里安详。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