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一幅明代手绘长卷《丝绸之路大地图》，成为博鳌亚洲论坛文展区最“热”的展品。中外嘉宾纷纷驻足观赏，顺着这条数百年前的“丝绸之路”心驰神游。
更牵动人心的“丝路”，则从历史深处高蹈而来，成了博鳌论坛会场内的最大焦点。有媒体形容：听每场讨论，“一带一路”四个字无时不在。
3月28日，各界期盼已久的国家级规划——《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公布，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关注愈加升温。
从提出倡议到开展探索，从寻策问计到制定规划——在“一带一路”的演进过程中，中国智库从未缺席。
今天，“一带一路”——这条举世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已呈现出清晰格局。如何理解其定位与内涵？怎样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智库专家们审思明辨，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研究。
“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绘就“共同体”美好蓝图
“尊敬的主席阁下……哈萨克斯坦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3月28日，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在博鳌用中文发表演讲，诚挚表态赢得全场掌声。
时间回溯到2013年9月。在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20多天后，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他又发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穿越历史风烟，对接时代呼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巍然问世。
“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是出于负责任的大国心态，也是因为当时的特殊背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罗雨泽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多极化特征凸显，部分大国间摩擦增多，甚至有学者宣称国际秩序回归“旧常态”。何以实现永续和平，使国际秩序走出“角逐—对抗—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唯有加强沟通合作，增进互信理解。
提出构想只是第一步。一年多时间，中国用坦荡务实的行动表明了诚意。“无论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概念、资本还是技术，中国都在提供顶层设计和资源保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指出，“中国已有能力担当国际合作中的输出者。”
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持续深化、更加精准。“例如此次文件不叫‘规划’而叫‘愿景与行动’，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罗雨泽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愿景与行动》是一个框架性、意向性设计，还会不断完善。“文件吸收了方方面面意见，本身就是开放合作的结晶，是丝路精神的体现。”
细读文件，智库专家的一致感觉是“清晰务实，为战略推进提供了‘路线图’”“体现了我国对民族未来和世界前景的清醒判断”。复旦—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侯杨方认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这样总结“一带一路”战略的特点：把互利共赢与互联互通结合起来，寓和平发展理念于具体战略之中；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结合起来，使规划具有切实的经验基础；把国内发展与国际交往结合起来，成功调动国内外各方积极性；把合作建设与机制创新结合起来，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务实探索。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是目的，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是结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旨归，因而是一项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冯钺表示。
“为21世纪的国际合作创造新模式”
——惠及沿线各国，助推世界发展
和“一带一路”同样“热动博鳌”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3月29日，澳大利亚、丹麦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至此，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已增至42个。从2014年10月由中国倡议成立至今，这个全球国际性金融机构中的“后来者”已成为各国无法忽视的存在。
此情形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深感欣悦。2013年博鳌论坛上，他曾基于中心研究成果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多边投融资平台。今天，这个平台已经成为吸引合作、凝聚力量的“强磁场”。
“亚洲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关键还是要有实体经济支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就是一种努力，要用今天的资金换取实体经济的未来。”曾培炎表示。
亚投行为何有如此魅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用“得道多助”点明原因。“亚投行对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利。中国拥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将其用于投资基建有利于中国扩大市场份额。发达国家也将从亚投行受益，因为它们最需要的就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
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更大热情的，是众多沿线国家。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三家国际智库，在土耳其主办了“共建‘一带一路’：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国际研讨会。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参会代表的积极反馈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看到了“一带一路”的深厚根基：“沿线各国都愿意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统筹考虑各国共同利益，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搭建公共平台、创造有利条件。”
今天，已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表达积极态度。“‘一带一路’充分考虑了沿线国家利益，恪守大国外交互信、平等、友好的原则，自会赢得广泛支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指出，“一带一路”肩负三重使命：探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21世纪地区合作新模式。“它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为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理念，创造新模式。”
“‘一带一路’并不局限于经贸领域，而是文化、生态等全方位合作，搭起的是一座和平发展、文明对话的坚实桥梁。”广东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认为。
“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释放更大潜力”
——为中国带来更好明天
面向世界的“一带一路”，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幅拉动对外投资，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和出口增长，为中国经济提供持久动力。
“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维持经济繁荣的经验，也是解决我国东西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良好契机。”王辉耀认为。
“‘一带一路’也是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战略，它可以让省份优势互补、相互促进，释放更大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指出。
在《愿景与行动》划定的“一带一路”图景中，全国18个省份成为战略重点，陕西、宁夏、新疆等内陆或边疆省区，即将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它们将被推到开放最前沿，跟国际产业分工接轨，在新的价值链体系里重新找到自身定位，形成一个更大的、互利共赢的新经济体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指出。
机遇在前，各个省市早已积极行动。西安市启动了第一批60个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项目；新疆对加快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作出部署，“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合作结出新成果……
经济利好落在民生领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随着设施联通的改善及旅游、教育、人文等方面国际合作的加强，老百姓出游将更加便捷，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就业机会也更多。”向晓梅说。
“还要经过一个艰难爬坡的过程”
——积极化解挑战，走向共同愿景
“中国已经有世界贸易通道了，为何要复兴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吗？”在国外介绍“一带一路”构想时，王义桅屡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一带一路”甫一进入国际社会视野，各种误解随之而来，如何增强互信成为首要挑战。
向晓梅认为，化解误读要靠淡化官方色彩、强调民间作用，在市场多赢的原则下推进。徐洪才则更为乐观：“倡议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下一步只要扎扎实实向前推进，用行动赢得更多理解。”
未雨绸缪，方能行稳致远。专家们逐一分析挑战，提出对策。
互利互惠是“一带一路”的初衷。然而，各国发展水平、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等存在差异，建设重点不同。如何最大限度兼顾双方利益？向晓梅认为：“要充分了解对方需求，与其已有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卢锋则指出，项目设计要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避免短期行为和竭泽而渔；在实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外转移时，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承接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重点工作，但资金缺口不容忽视。罗雨泽提出建议：构建跨境投融资大平台、大机制，用全局思维、系统思维设计基本框架。此框架应具有项目共同选择、资金渠道多元、模式组合设计、分工权责明确、制度保障多层等特征。
国际化人才短缺也是“一带一路”面临的一道坎儿。如何满足需求？北京外国语大学走在了前面——“未来5年，北外语言专业种类将扩充至超百种，开设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相关的语言专业，以此服务‘一带一路’。”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彭龙介绍。
侯杨方对《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非常赞同。“这正是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综合性大学应长远谋划，打破现有学科分类布局，实现人才跨学科培养。国家公派留学基金也应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培养愿意了解、有志学习、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
困难虽多，但智库专家们充满信心。“‘一带一路’的潜力空间中充满新机遇，但还要经过一个艰难爬坡的过程。”赵晋平说。
卢锋认为，中国经济复兴必然会带来全球格局重构，“一带一路”是这个逻辑的现实展开。虽然存在困难，但希望更多。对企业而言，“一带一路”或许正成为又一个“风口”，“如果你的翅膀足够坚强，完全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本报记者 王斯敏 杨谧 曲一琳 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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