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意义与无意义

    我和丁伯刚短暂共事过，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们在同一家报社做编辑。丁伯刚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极少与周围人交流，大家都知道他工作之外在写小说，写了很多年。但周围读他小说的人确着实不多，不是因为别的，他的小说确实难读，难懂，与当下格格不入。

    从20世纪80年代在《收获》杂志发表的《天杀》《天问》，到近些年的《宝莲这盏灯》《落日低悬》等，丁伯刚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中篇小说。这些小说主题不一，但共性一贯，比如小说的地域背景基本都在歌珊这个小县，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些底层小人物，他们大多因为某种原因离开故土，身处异乡又难以融入异乡，总是陷入离乡与归乡的失望与痛苦之中。小说中处处是屈辱、无奈，总能见到疾病、医院与死亡，即使有点喜悦，丁伯刚也故意把它掩藏，好像这东西不重要，没必要花费太多笔墨。这些小人物的嬉笑怒骂与悲欢离合，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与命运归宿，构成了他小说意境的独特画卷。

    丁伯刚不停地用文本给人们传递焦虑体验，一遍又一遍，漫无休止，这使得他的小说读起来让人无比压抑，焦灼不已。读完之后这种焦灼感依然如藤缠绕、如影相随。他仿佛在逼迫读者倾听他的焦虑，甚至是享受他的焦虑。丁伯刚自己曾经说过，他写作的主题，就是写人的无助与无救，及对拯救的向往与吁求。具体展开的时候又有两个方向，即硬的方面，如恐惧、暴力、危机之类；另一种就是软的方向，直接写人的孤单无助及对救助的向往，如《落日低悬》《唱安魂》等。“人类本身就是被彻底放逐的一群，这也是人的最本质感受。”这“真正体现了一位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丁伯刚书写的焦虑基本上停留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但焦虑怎么可能只属于那个年代，翻开漫长的中国文学史，在《红楼梦》的浮华中，在《聊斋》的鬼怪中，你都能发现焦虑的影子；鲁迅通过阿Q等一系列人物，极力表达“哀莫大于心死”，对一个民族的前途表现出深深的焦虑；沈从文在《边城》里，让翠翠变成孤儿，还让她无尽地等待。新世纪以来，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人们的行为也流露出内心的焦虑：工业化带来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造就了更多的“异乡人”，他们和丁伯刚一样，有离开故土的忧伤，融入当下的恐慌。虽然焦虑的形式不断改变，但焦虑的经验殊途同归。丁伯刚小说中的焦虑体验，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在生活中有类似的经历，如《两亩地》中的吴建，一次次地被地痞细毛“借钱”；《路那头》中想回家而又永远回不去的彷徨，还有为面子而战的高考落榜生，为归宿忧愁的贫贱村寡妇等等。

    其实细细想来，焦虑是人的基本处境。它让人发现问题，让人扩展心智。这种无形的张力给我们的人生提供了必要的生存保障，这或许也是丁伯刚笔下不停地流出焦虑的理由。

    丁伯刚不只是揭示焦虑的存在和意义，他还试图展示自己将焦虑转化为建设性用途的能力。焦虑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处理焦虑才是问题。正如焦虑无所不在一样，作家们处理焦虑的方式也无尽无穷：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让自己的主人公离开人群，去海边一个人旅行，独自面对大海流泪，以“孤独”对抗焦虑；女作家方方在《奔跑的火光中》，让熊熊的火焰焚烧掉一切焦虑与激情。丁伯刚的很多作品，特别是早期的，在作品中夸张地把焦虑撕开，怎么缝合他不管，如《天问》中，父亲无疾而终，《两亩地》中，焦虑一浪高过一浪。但到了《艾朋，回家》《宝莲这盏灯》中，丁伯刚完成了华丽转身。《宝莲这盏灯》结尾处，当光明拿出好几挂鞭炮噼里啪啦燃放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处理焦虑的正确方式，虽然“一招一式不由显出几分勉强，几分夸张”，但他正沿着这种努力走下去。光明一大早推开门见到的一片雪已不再冰冷，而让人感到了暖意，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