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平安中国

    平安，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也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安全感持续上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同时，要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平安中国”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平安建设的理解与期盼。

以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纠纷

    如何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和稳定造成较大影响。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也暗流涌动，如不慎重对待群体性事件，将会严重威胁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保建指出，要以法治思维看待群体性事件，畅通民众合法维权的渠道，尤其要避免过度政治化解读。

    在杨保建看来，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指向具体的民生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对群体性事件“上纲上线”，将党和政府推到民众的对立面，不仅会激化矛盾，而且容易造成公权的滥用。

    为此，杨保建建议，建立多部门联动的民情民意收集、分析制度和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及早发现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定期研判民情，报送相关信息。同时，建立以调解、行政复议和仲裁、诉讼、信访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量纠纷应争取在调解、复议和仲裁中得到解决，进入司法诉讼环节的纠纷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避免把矛盾、纠纷推向社会。

    为更好地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让群众的合法诉求能就地得到解决，全国政协委员、广西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钱学明建议设立法定接访日。他表示，可以规定每个季度第一周的周日为市（地、州、盟）党委和政府领导干部的接访日，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为（市、区、旗）党委书记、县（市、区、旗）长接访日，并出台配套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领导干部接访形成制度，有利于消除群众误解，解决实际问题，减少矛盾冲突，避免矛盾激化。

让城管执法更加规范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是多数老百姓对城管执法人员的印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管理事务不断增多，城管执法承担的任务日益繁重，面临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在一些地方，城管与群众矛盾尖锐，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刘慕仁指出，现有城管执法体制机制、队伍素质与现代城市管理、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改进城管执法行为方式迫在眉睫。”

    刘慕仁建议，各地应开展城管执法宣传教育进社区活动，积极运用行政提醒、劝告、引导、建议、协调等柔性执法方式，有效预防因城管执法引发的社会矛盾。同时，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城管执法任务、权限、程序和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分析说，我国城管综合执法的依据，只有行政处罚法第16条和行政强制法第17条这两个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城管只能“借法执法”，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城管的身份定位、权力界限、责任义务等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出现城管执法边界不清、“无法可依”的现状，也是群众质疑城管执法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为此，张德明建议，应尽快出台城市管理法和相应的程序法，赋予城管必要的执法权限和保护手段，让城管执法拥有可靠的法律“后盾”。在立法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城管的职责范围，规范城管执法主体以及城管执法的运行与监督程序，让城管执法拥有明确的边界。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工商联副主席苏如春说，长沙、南京等40多个城市采取警察配合城市管理执法的方式效果很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综合执法的权威性，遏制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他建议，国家可研究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地方的城管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各地城管部门均应由当地公安机关和上级城管部门双重领导。

社会组织如何成为生力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广西柳州市委专职副主委韦秋利说，截至2013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54.7万个。这些社会组织在助学、助残、助困等公益慈善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同时，由于法律、政策、体制、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与形势政策和时代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韦秋利说。

    韦秋利建议，加大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脱钩工作清查整改力度，加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建立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大力推动社会组织重组和优化改造。

    “在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组织应有效地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增强合作共治能力。”全国工商联专门提交了有关社会组织建设的提案。

    这份提案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通过给社会组织“松绑”，向社会组织放权，建立社会矛盾自我调解机制、社会需求自我满足机制、社会道德自我维护机制和社会秩序自我生成机制，使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登记和备案、各司其职、齐抓共管、依法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举例说，非营利医疗机构已经成为我国医疗服务和非营利组织的主体。但这些非营利组织如何登记、如何保障举办者和社会的权益、税收如何减免、所得如何分配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在方来英看来，政府有关部门应要求非营利组织对机构运行情况，包括税务、财务等状况进行公开。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可享受税收减免，但应严格监管审计。同时应明确，非营利组织的净收入或利润不得以任何形式分配给任何个人，其资产的处置及使用应符合公众利益。（本报记者 王逸吟 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