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启示

    “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丝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统称。相对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命名来说，“海上丝路”的提法出现较晚，直到1913年才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从此之后，有关“海上丝路”的使用和研究越来越多，划分也越来越细。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一般对我国海上丝路的划分大概归为两条比较重要的线路：一条是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另一条是南海航线，也称“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海上丝路”是在大陆文明东渐与河海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经历了漫长而且线路不断变化、反复的过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东方海上丝路”航线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开始萌芽，到秦汉时期开始成熟的。它是黄河文明与海洋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期间秦始皇派徐福从琅琊郡东渡大海寻仙药、汉武帝派五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渡海对朝用兵，都与“东方海上丝路”的拓展成熟有关。而胶州板桥镇古港口在唐宋时期成为北方唯一、也是最大的市舶司，承担着日韩等国派遣唐使来华的主要海上运输任务，使“东方海上丝路”达到辉煌。

    “南海丝路”起源于西汉时期广东的徐闻港，兴盛于隋唐时期的广州港。到元朝，泉州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港，也是“南海丝路”的典型代表。“南海丝路”航线最早是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今天的斯里兰卡。唐宋时期，南方沿海诸多港口都开通了通往东南亚、南亚、直到西亚的航线。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元明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心在南方而政治中心在北方，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得南北方之间的海运成为保证南方粮食、丝绸、瓷器等北上的重要运输方式。在对外贸易上，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更是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

    明末清初的海禁政策，使“海上丝路”一度被阻隔。南线“海上丝路”在海禁的同时，“朝贡”贸易仍在进行，民间商贸和文化往来也一直没有间断，因此明清时期仍在广州设市舶司。康熙十二年以后，朝廷开海禁，但由于清朝整体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所以，整个“海上丝路”并不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影响

    从《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夏帝芒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就“东狩于海，获大鱼”，到秦皇汉武多次派人或军队探索海洋和拓展海外，表明“东方海上丝路”的形成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陆上“丝绸之路”很多年。“海上丝路”首先是古代中外进行商贸往来和军事战备的通道。通过“海上丝路”，中国向韩、日、南洋和西亚等地运送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进入中国的主要有栗子、香料、玉米、番薯、洋葱、药物、奇禽异兽等。日韩向中国学习制铜、制陶技术；中国从印度学习熬糖（蔗糖）法；印度从中国学习造纸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丝织等技术又传入大食。

    “海上丝路”还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字艺术、宗教信仰、礼仪服饰等向韩日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东方海上丝路”实现的。而高丽乐、天竺乐也是通过“海上丝路”进入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更是通过“陆海丝路”得到广泛传播。同样，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也是通过“海陆丝路”影响着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通过“东方海上丝路”向唐正式派出19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交流；新罗国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据统计，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明代郑和从西洋返回时，许多国家都派使者甚至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来特产珍奇，返程时又带回更多的“礼物”。他们与我国保持了长期友好联系和贸易往来。

“海上丝绸之路”对当代的启示

    “海上丝路”的悠久历史和蕴含的共同价值观，是全世界建设21世纪繁荣社会、海洋强国的基础和指南。从古至今，无论是东西方之间还是中国和亚太各临海国家之间，其社会发展进程、经济文化形式、社会风俗意识形态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在“海上丝路”历史形成的共同文化价值基础上，去寻找因古“丝绸之路”而交往、融合、合作和共赢的机会和条件。

    古代中国作为“海上丝路”的东方起始点，从东亚开始连接起亚非欧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陆上“丝绸之路”一起组成世界上最长、也是最具开发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和海上运输通道。特别是“海上丝路”连接起来的亚太地区，更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当今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提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基础上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获得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这需要沿线各国进行智慧对话与合作。“一带一路”重点战略的提出就是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角度，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处理双边关系提出一个合作与对话的新框架，也是给亚非欧等国提供一个和平对等条件下加强交流与理解的新视角。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