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戴建兵、张志永在《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刊于《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囿于中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不同，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与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还是一块待开拓的处女地。从资料上看，人事制度是当代中国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个人档案具有内容丰富、真实等优点，成为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开辟了史学研究新领域，以全新的微观角度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围，可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缓慢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论汉昭帝平陵从葬驴的发现

    王子今在《论汉昭帝平陵从葬驴的发现》（刊于《南都学坛》201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汉昭帝平陵2号从葬坑发现驴骨，不排除驴作为帝后宠物的可能。这是最早的数量集中的驴进入中原社会生活的实体证据。大约战国时期，驴被中原人看作“奇畜”，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可见片段迹象。关于“驴”的知识，汉初已在社会初步普及，然而“驴”的大量引入，应当是在汉武帝时代。汉简资料也可以提供西域人进献“驴”的相关信息。正是在此之后，驴逐步为中原人利用、养殖、繁育，成为北方应用十分普遍的畜种。《后汉书》屡见“乘驴车”“驾驴车”“驴车转运”的记载。《三国志》“诸葛子瑜之驴”的故事，则说明驴已经进入江南地方。平陵驴骨骼的发现，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动物考古的实证。驴作为交通动力自西北引入，也是交通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史实。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徐秀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