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的思想与人生

编者按

    2011年9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国学大师汤一介生平传记《汤一介传》。

    2014年9月9日晚汤一介先生逝世。随后在他的亲朋好友和众多学生的支持和鼓励下，新华出版社在原书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增补，把汤先生传记出版以后至逝世期间的故事增补至书里，以对汤先生的一生作一个完整的记录。《汤一介传（增订版）》经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审定后，近日正式出版，系当代国学大师汤一介生平唯一全传。

    对于人生的境界，向来有许多不同的描述，在儒家传统中，深受人们认同的是《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说。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和晋国的范宣子对于如何才能算得上“死而不朽”进行辩论时提出的标准。在叔孙豹看来，仅凭祖上的恩德而获得的荣誉只能算是“世禄”而不能称为“不朽”，唯有经过自己的努力，进而立德、立功、立言，且能持久被人认可，才能算作不朽。但是，儒家素来存在“希圣”“希贤”的精神追求，即使自己不能达到，但依然会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在我熟悉的人中，汤一介先生就是一个以“三不朽”为目标不断努力的人。

立德：义不逃责、事不避难

    作为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哲嗣，汤一介先生继承了家族“义不逃责、事不避难”的家训。借用李中华先生的说法：如果仅就学术成就而言，汤用彤先生的许多贡献或难以超越，但综合来看汤一介先生算得上是“光前裕后”，作出了他自己的独特贡献。

    如果以孔颖达“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的角度来理解立德的话，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建立一种规范，二是让许多人受益。汤一介先生的很多工作都是具有建立规范的意义的。我们知道，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引领性的事件、开创一个时代风气。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系列作品都可以看做是思想潮流的一种风向标。而在这其中，汤一介先生创建中国文化书院的举动很特别。当时社会上依然盛行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性的评价，创立书院的举动却力图改变几十年来人们对于儒家彻底否定的思维定式，重新建立人们对文化传统的温情和敬意。这样的做法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的兴起，乃至21世纪之后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

    如果将“博施济众”抽象地理解为乐于帮助人，那么，大家都知道，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都是热心伸出援手的人。他们对待学生是如此，对待其他人也一样。

    汤一介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与乐黛云先生的坚贞感情。他们婚后不久，乐黛云就因为右派被下放，许多人让他划清界限，但汤一介先生因始终以“乐黛云同志”称之，而被当时的主事者批评。他们自喻为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互相砥砺、互相启发。在乐黛云先生的眼里：汤一介先生“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又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不会遗憾。汤一介先生知识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就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知心朋友也就几个。汤一介先生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那几样，对穿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但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年轻人，只是他不大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他对年轻人的关心，我自己亦有深刻的体会。因为他经常会阅读年轻人的作品，看到其中的优点，他会鼓励，使人如沐春风。

    许多人对于汤一介先生参与梁效写作组，多有微词，对此，汤一介先生并没有避讳，首先他自己很诚恳地说，参加“梁效”是一个错误。但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虽有过错，无心为恶”。如果我们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立功：中国文化书院、《儒藏》、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所谓立功就是“功济于时”。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十几年的学术发展史来看，汤一介先生所进行的工作以“功济于时”来评断毫不为过。北京大学的李中华教授与汤一介先生共事多年，是汤先生许多学术组织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说过：汤一介先生组织能力极强，他善于团结、整合力量。（《汤一介传》，185页）。这是学术界的共识，1984年，汤一介先生在王守常、李中华等先生的协助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通过举办讲习班的方式，使梁漱溟、冯友兰等一大批宿儒重登讲台。而李泽厚、方立天、庞朴等先生，也借助这个平台，展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中国文化书院编辑出版了许多著作，采取的都是兼收并蓄的态度。

    当然，汤一介先生最为人了解的是他2003年开始组织编撰的《儒藏》。按照汤一介先生谦虚的说法，他当时已经年逾七十，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最好的年华已过去，那么就利用他的学术见识和组织能力来进行大型的文献整理工作。中国历史上，有过佛教和道教的文献集成工作，儒家的著作则没有，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汤一介先生亦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儒藏》编撰和研究中心”。但是因为工作量巨大，要凝聚全国甚至世界的400多位学者，最初还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汤一介先生一方面是精心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筹集民间资金。2014年，《儒藏》100册出版，可以说，这个宏大的工程是汤一介先生以生命的力量来推动的。

    2010年，汤一介先生创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汤一介先生构想中的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儒学研究院的开放性并不局限于北京大学校内，而且还会扩大到全国甚至世界，汤一介先生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有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立言：从真善美到新轴心时代的文化思考

    汤一介先生说过，他真正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是53岁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他最好的岁月被无数的政治运动所消磨。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是，汤一介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和乐此不疲的事是思考。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2014年7月，在《汤一介集》出版座谈会上，他总结了自己的思考历程。他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真善美问题。汤一介先生认为，应该有一种新的角度，即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哲学问题，即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情景合一这三者的统一。第二个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问题。针对许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是超越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具有内在超越的特性的提法，汤先生提出了普遍和谐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先生关心的是文明冲突问题，触发点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他指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就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成为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

    进入21新世纪后，汤一介先生更多地关注哲学理论问题。延续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思考，构想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即中国思想的叙述和建构的问题。再有一个是儒学与普遍价值的问题，汤一介先生从文化共存的思路出发，认为应该挖掘不同文化间的普遍价值意义，不应该只承认西方哲学有普世价值，而不承认各个民族文化间都有它的普世价值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就是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间都有它的因素。

    2014年，习近平同志专门探望汤一介先生，在谈话中，关心了《儒藏》编撰问题，肯定汤一介先生为中华优秀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评价对于汤一介先生来说是实至名归的。汤一介先生的思考，并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应该将他的思考视为可以站立的肩膀，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