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学的逻辑基点直接决定了民族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解释、判断的科学性和实践效果。目前学界将民族教育学定位为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的边缘学科,故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立足点主要基于教育学科和民族学科。
首先,教育学概念的界定决定着民族教育学概念的界定。教育学概念的界定对民族教育学概念的界定有重要影响。如孙若穷先生和王鉴先生分别将民族教育学定义为“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两种定义虽有差别,但其表述方式和研究对象是一致的。
其次,教育学的体例、方法和内容影响着民族教育学的体例、方法和内容。民族教育学的体例基本上借鉴了教育学体例。如在1990年孙若穷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中,民族学体例对民族教育学的影响比较弱。这种情况在2001年后有了变化,在民族教育学体例中看到了归因理论、双语教育、多元文化、生态理论等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最后,民族教育学正面临着两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全球化环境下形成的多元文化场域;二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技术进步。民族教育学要顺应这种发展趋势,立足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走出传统的“传授—接受”式教育学的窠臼,从更为广泛的交往、理解、引领、生成意义的基点上构建全新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这就需要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要努力吸收教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新成果。如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独立与同化、开放与封闭、交流与融合、公平与均衡等。二是要继续凝练特有的研究领域和问题的解决方式。民族教育学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方面不仅是对已有教育学的简单演绎,还包括自身独特的教育知识系统。三是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的开放性和跨越性成长,必须走出较为封闭的人文、地理、心理等因素的制约,与其他优秀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生成自信的教育文化,进而将民族人才培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