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错正讹 会要新生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宋代，在士大夫政治格局之下，以文教立国，尤重史籍。其于本朝之史，体裁纷繁，有起居注、时政记，有日历、实录、国史，有会要。会要这种体裁形式，犹如史籍中的类书，分门别类，编年排列，典制行事因革，开卷了然。作为政策参考，较其他种类的史籍更为便捷，因此极为宋朝所重。

    从北宋至南宋期，会要之修，凡十一次之多。不过，由于会要属于关涉朝政的机密文件，在印刷术普遍应用的宋代，却只缮写三部，严禁刊刻流传。历朝编修的会要，只有南宋后期理宗端平三年（1236）由史家李心传整理成书的《国朝会要总类》588卷在四川雕版刊行。

    唯一刊刻的这部会要，估计印数很少，因此流传亦稀。然而这部残缺的《宋会要》，在万历年间编撰的《新定内阁藏书目录》中已不见著录，说明已经亡佚。所幸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这部号称世界上最早的百科全书，大量引录了明廷收藏的这部《宋会要》，才使清人徐松得以借受命编集《全唐文》之机，将散见于《永乐大典》的《宋会要》辑出。不过，徐松辑录的嘉庆年间，《永乐大典》已非全帙，其所辑录，亦非全部。

    徐松的这部辑稿几经辗转，命运多舛，最后在陈垣先生的主持下，定名《宋会要稿》影印，于1935年以线装200册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缩印，精装八册，易名《宋会要辑稿》发行。几十年间，研究者使用的，便是这部《宋会要辑稿》。称之为“稿”，洵非谦辞。其中手写误植、脱缺倒衍、篇次错乱比比皆是。然而舍此无他，对这部堪称宋代史料渊薮的《宋会要辑稿》，研究者只能在忍耐中辨别使用，其中因错讹而误导之事亦所在多有。为了便于使用，海内外学者围绕着这部辑出的《宋会要》稿，进行了许多研究，不过学界一直期盼着《宋会要辑稿》也能有一部整理标点本。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全宋文》整理项目之后，再贾余勇，开始着手整理《宋会要辑稿》。川大古籍所的整理，并没有试图超越辑稿，复原会要，而是就《宋会要辑稿》本身加以整理，处理存在的问题。这一整理方针无疑是正确而切合实际的。尽管如此，点校本也使《宋会要辑稿》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据统计，校勘记达33000多条，而正文中用括号直接改、删、补、乙亦达2万多处，并且字号分条和行款设计都做了精心设计。

    近日，在我参加的东洋文库宋会要刑法研究会上，讨论至《宋会要辑稿·刑法》“准绍兴六年六月八日”一句，殊为难解。当翻检新整理本《宋会要辑稿》，发现在此句之下，补入一“诏”字。有了这个“诏”字，全句便豁然可解了，成为“根据绍兴六年六月八日的诏书”之意。而且在本页有一条校勘记：“诏：原脱，按上文有六年六月八日诏据补。”可见整理者并非直逞胸臆，无据妄补。

    《宋会要辑稿》不同于普通典籍，治宋史者，如果不是专攻制度史，也未见得能够全都读懂。研究宋史，《宋会要辑稿》是不可或离的必备之书。从我1984年发表《〈宋会要辑稿〉证误——〈职官〉七十八宰辅罢免之部》到今年，已经30多年了。对《宋会要辑稿》错讹之多，阅读之难，也体验了30多年。对宋代文史典籍，尽管川大古籍所的研究人员有着丰富的整理经验，但面对这样一部极为专门的典章制度之籍，他们所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

    用一个不大恰当的类比，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宋会要辑稿》点校本的问世，其意义甚至大于《宋史》点校本的出现。《宋会要辑稿》点校本会为研究者扫除不少阅读障碍，会使宋代文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宋会要》的最后一次编纂和唯一一次刊刻是在宋代四川，而将近800年后，《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出版又是出自四川学者之手。蜀学有传统，更有活力，代有传人，生生不息。宋代典籍整理重镇在四川，在巴山蜀水间。

    《宋会要辑稿》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尹波等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