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保护需要法治动作

    《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标准》日前发布，其中很多内容都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如在命名中优先使用历史地名、原有通名为“胡同”的应予以保留等，旧城内地名规划编制中应充分保留历史地名，挖掘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根据分级保护原则，制定地名分级保护名录，对列入其中的地名按“就近保护”原则，切实予以保护。

    地名，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符号，因为是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沉淀下来的，充分汲取了当地的文化营养、精神营养，地名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名片、精神生态符号。

    可由于当下的社会发展太注重经济效应、眼球效应，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效应，不太重视。地名，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动辄改地名成为一种常态化动作，比如苏州西山镇更名金庭镇，安徽徽州改为黄山，云南思茅改为普洱，河北政协委员嫌“石家庄”不够响亮等。广州老地名近20年消失近2000个等。地名更改后，其中蕴含的历史遗迹、人文韵味、精神图腾以及民俗风情等，也就荡然无存，就算是可以重新复原，而文化灵魂却无法复原。盲目的崇洋媚外，更会对民族文化自信力和精神传承，造成扭曲和断层。

    因此，对于地名的保护，仅仅靠媒体批评、专家呼吁，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积极担当，是不够的。在已经进入法治时代的当下，法规，才是最重要最有权威性的保护伞，才是最有威慑力的保护手段。保护地名，更需要动用法律手段。

    所以，《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标准》的出台，就是对“地名乱象”的一种必要的法律净化和过滤。如果说过去，政府和法律对洋地名和乱改地名没有规范，曾经出现了“地名乱象”，今后，如果再出现这种乱象，就会受到严重的司法处罚。不尊重老地名的现象将得到遏制，地名文化混乱现象，也有望得到纠正。

    地名是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构成，应将其置于重要位置，谁如果不愿做，或者做不好，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就应该受到毋庸置疑的法律问责和处罚，让地名敬畏感得到提升，让地名尊重意识得到真正的落实。

    实际上，一些具有文化远见意识的地方政府已出台了此类保护条例，比如《无锡市地名管理条例》规定，今后，命名、更名地名都要进行听证会；风景名胜、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其他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或者公众争议较大的地名，在命名、更名前还应公示，并组织论证或听证。这样的“法治动作”多了，成了执法常态，地名保护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