惋惜消失的差异

    就在两年前，我还在写这样的春节“规劝文”：“减少应酬寒暄、放下电子产品、调小电视音量，真正和家人平静悠闲地团圆守岁、围炉夜话，找回朴素的年味。”现在看来，事情还没这么简单。

    那时，我正在经历人生中短暂美好的四世同堂阶段。但随着祖父母相继离世，一个家庭中的“前现代”因素彻底消失了，“团圆守岁”“围炉夜话”失去了嫁接到现代生活中的最后的桥梁。

    我老家是冰城，父母在哈尔滨的数个地方辗转，直到退休，又搬到了山东一个滨海的小城。现在，他们又从山东来北京和女儿一起过年，却未显现出任何“跨地域”、“跨文化”的不适感。在我还在朋友圈中假模假式地怀念东北“雪地里竖起的红灯笼”“哗啦一下倒在地上的硬邦邦的冻梨”“用扁匙子蘸水切开的粘豆包”时，他们则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文化“先进性”。

    我妈妈将姥姥家大部分亲属统括在一个微信群中，在那里，她设置议题、收发红包，安慰因退休金涨幅太小而焦虑的姐妹，指导外甥女们如何照顾小孩，对遭遇到“春节盘问”的年轻人给予治愈安抚。在她短暂休息的阶段，我父亲会把他为外孙女制作的“美拍”一个一个传上去，和群里其他小朋友的照片争奇斗艳。

    在我妈进厨房的时间，她让我注意盯着微信群里的红包，另外读一读支付宝抢红包的攻略。到春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忽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没摇上（羊年春晚‘摇一摇’红包）？”“你们几个一起摇！”

    我知道有无数青年人，在过年返家时感受到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传统和现代的隔阂，怀着在两种生活方式中转换的恍惚感。这是每年春节期间公共讨论平台上的大议题，无数文章借此抒情。但在这种讨论惯性之下，另一个议题却被忽视了——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大科技背景下，地域、城乡、代际的文化差异正被抹平，不同地方、不同年龄的人再难向彼此展现出文化的新鲜感和丰富的意涵，社会生活呈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同质化。

    后边这种“高度同质”和前面那种“巨大反差”，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国文化生活的景观，而这种耐人寻味的景观，则在春节期间展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同质化倾向，无数学者曾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哲学角度投入研究，但恐怕仍然没有人能给出示范性的答案。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文化与文化之间借助全球化所进行的非领土性扩张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而是地方性的转型，即人们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空间之中。他随便举例说，你到不同的地方，机场免税店和五星级酒店当然是相同的，但深入街市就是另一番景象。但他写下这段话时，还在世纪之交，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这么乐观。

    至少对我的家庭而言，无论在哪里过年，都是一样的年夜饭，一样去商场买东西，一样依赖智能手机和网络社群联系亲友。即便在东北，我们也再不会在冰雪里插旗杆子挂灯笼；即便在北京，我们也只是在庙会门口转了一圈，看到人山人海就知难而退了。现代化的幽曲之处在于，当你春运归家，在感慨两个生活情境的差异的同时，又发现，我们都没有机会再过一个与众不同的春节了。

    今天的中国，是该为差异的存在而着急，还是该为差异性的消失而惋惜？这真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但还好，苏轼说过，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可以看作现代人的哲学慰藉。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