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当89岁高龄的麦克·布鲁门撒尔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展厅照片里搜寻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当老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看到当年使用过的煤气炉，看到当年自己常去的甜品店，在“上海名单”墙上找到自己和父母的名字时，不得不说，那个午后的阳光格外动人。
2月7日，上海虹口区长阳路62号，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现德国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第8次来到上海，带着回忆录《从流亡到华盛顿》迈进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1939年，13岁的布鲁门撒尔随父母逃离德国来到上海避难，一家人住在不远处的舟山路59号的亭子间。少年布鲁门撒尔在上海的避难生活并不容易。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布鲁门撒尔靠帮人送面包补贴家用。1947年，这个送面包的男孩儿离开中国。布鲁门撒尔说，离开的那一刻，他曾发誓以后再也不回来。不过，之后的数十年里他却一次又一次违背了这个誓言。成为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长的他，还在1979年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达成了互相解冻资产的协议。他说，离开之后，中国成了他生命中一个最温暖的地方。
这只是众多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中的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在欧洲疯狂迫害犹太人，但中国的上海向犹太人敞开了怀抱。1933年到1941年，约3万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各国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并安全度过了二战的动荡岁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开设7年多，实物展品从一件也没有到现在的235件。关于“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等也已初具规模，条件成熟时计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作为事件的发生地，抢救并且保存这段记忆，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说。
上海记忆，一段关于生命的传奇
“玩具黄包车，虹口，这些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当年中国人帮了我们不少忙。如果不是那样，我们早已被杀害了。”
这是2007年Josef Rossbach在德国汉堡接受采访时的回忆。1944年，Josef在上海虹口出生，邻居是一位中国的黄包车夫。每天收工后，邻居总会将他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抱进车里，拉着他们在街上兜风，这成为他儿时难忘的记忆。1949年，5岁的Josef离开上海，带走了一个木制的黄包车玩具。几十年过去，他一直珍藏着这个小小的黄包车，呵护着那段异国他乡的人间温暖。
如今，这辆玩具黄包车，成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一件珍贵藏品，诉说着一段患难与共的岁月。陈俭告诉记者，收集实物档案的过程非常艰难，开始只能从前来参观的犹太难民或他们的后裔身上想办法。陈俭要求纪念馆工作人员要有敏锐的“嗅觉”，发现像是与那段历史有关，或者就是当事人，马上想办法“套近乎”，询问他们是否保存有历史实物，争取说服他们捐献给纪念馆。
用这个办法的确找到不少保存有实物档案的观众，但很少有人爽快地答应捐赠。一些老人坦言，能捐的早已捐给国外的大屠杀纪念馆了，一直保存至今的，都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愿轻易捐献。纪念馆便与他们建立起长期联系，或是寻求当地犹太社团的帮助，或是说服老人的子女在老人去世后捐赠。
就是通过这样一件一件地收集，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整个上海关于犹太难民历史和实物资料最为齐全的地方。记者采访当天，正遇上7岁的意大利女孩罗星星和她的父亲来参观。罗星星的外公一家曾在上海虹口避难。在纪念馆二楼的电脑上，罗星星检索到了外公的名字：Alfred Fessler。
在陈俭看来，纪念馆承担着抢救一代共同体记忆的作用。当年的犹太难民主要聚居在虹口提篮桥地区，但这里当年到底庇护了多少犹太难民，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2014年9月，一面刻满逃亡上海犹太难民名单的青铜纪念墙和一座纪念雕塑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落成。13732个名字，组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座以拯救为主题的名单纪念墙。陈俭告诉记者，纪念墙呈现出的“上海名单”经过了反复核对，虽仍不完整，却足以证明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陈俭告诉记者，“上海名单”的基础蓝本源自《逃亡上海1938—1947》一书所附的资料，还有上海档案馆的少量存档、以色列驻沪总领馆通过国外犹太社团和政府渠道获得的资料、在犹太人社团刊物刊登广告的回复、犹太难民纪念馆与国外相关机构通过馆际交流得到的数据、参观游客所提供的信息等等。通过大量信息的筛选比对，建立起一个数据库。当来到这里缅怀的犹太人发现自己或是家人没有被登记在册，就会在表格里填上自己的联系信息。
遥远的记忆日渐寥落，却能跨越重洋，凝结成一个共同的“上海记忆”。
咖啡、音乐，生活还在继续
“善良，恬美，温柔，总是微笑着，总是拥抱我，就像是一个大姐姐……她几乎每天都来。她教我画画的技巧，但最重要的是她开发了我对艺术的爱。”
在纪念馆长长的名单墙上，镌刻着这样一段话。2012年，早已是美国知名画家的Peter Max，带着记忆中“上海姆妈”的画像重回故地，希望能找到当年那位善良聪慧的中国保姆。
在大量的口述实录和文物史料中，当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细节一点点浮现，变得清晰可触。“船票、生意用的名片、营业执照、结婚证、离婚证、出生证、免疫接种证、欠条、收据、离开时的身份证件……我们希望将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链完整地表现出来。”陈俭说。
纪念馆里陈列着几份报纸，里面有音乐会的乐评，旁边还有怀抱手风琴的犹太男孩的照片……“一边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令人窒息的恐怖，一边是上海的音乐会。在这里，尽管生活艰难，至少还有音乐等着你。”在陈俭看来，上海不仅为犹太人提供了生命的庇护，对保存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作出了贡献。
纪念馆中庭是一间露天咖啡馆。吧台上方，“大西洋咖啡馆”的店铺招牌勾起了无数寻访者的回忆。还有一家小吃店和三明治店的老店招，嵌在青砖墙上，用有机玻璃保护了起来。陈俭告诉记者，这些老店招是前些年旧改拆迁时在一处老房剥落的墙皮下发现的。和纪念馆一条马路之隔的长阳路舟山路口，在犹太人难民区中颇为知名的“白马咖啡厅”正在异址复建当中，预计今年10月前建成。这间1939年开张的咖啡厅，曾经在鲜花、雕塑、油画的环绕中，成为犹太难民日常聚集的场所。复建后的“白马咖啡厅”将作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二期的一部分，承担起展示昔日历史的新任务。人们依然可以步入其中，喝上一杯香浓的咖啡。
无论是“大西洋咖啡馆”，还是“白马咖啡厅”，这样的重现并不是简单的怀旧。咖啡，氤氲着犹太难民的上海生活，为那些背井离乡、前路暗淡的日子涂上了一抹暖色。
“该上学的上学，该结婚的结婚，该喝咖啡时喝咖啡，生活还是正常进行。你会发现，这段历史不是历史书上苍白的只言片语，它是真实的。”陈俭说。
延续记忆，让世界不忘这扇门
“当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一扇大门向我们敞开了。我不希望人们忘记那扇门是在哪里。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的原因。否则，不久以后，就没有什么人会记得我们当初是如何在困难重重中幸存下来的了。”
这是一位犹太幸存者在《上海隔都》中写下的。在陈俭看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世界记住这扇门，还有这扇门里友善的中国人。
酝酿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消息传出后，陈俭接到了很多询问和关心。“‘申遗’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一方面，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要求我们还不熟悉，我们也担心史料数量够不够的问题。”陈俭告诉记者，纪念馆联合上海市虹口区档案馆已经完成了对第一批文物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保护修复、数字化处理和归档整理。目前，首批235件文物史料已提交上海市档案馆，正在申报市级档案文献遗产。申请通过的话，接下来将申报国家级档案遗产。作为国家级档案遗产才可以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为了让世界各国人民记住这段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时刻警示后人，反对战争、珍爱和平。不管结果怎样，希望世界能够记住这段历史，记住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陈俭说。
“我相信，我们都相信，记忆就是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埃利·维瑟尔的一段话刻在纪念馆里那面名单墙的起点。
在纪念墙的末端，还有一大段的留白。陈俭说，纪念馆的实物档案仍在不断充实，“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名字被发现和记录，这段历史也会一直写下去。”
（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