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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14日 星期六

    跨界·INTER-DISCIPLINARITY

    曼德蛋糕的盒子:《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空间隐喻

    作者:李书春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14日 12版)
    《布达佩斯大饭店》剧照 资料图片

        《布达佩斯大饭店》是美国电影颁奖季最受人瞩目的作品,这部会聚了许多欧美知名演员的童话般的历史剧,讲述了布达佩斯大饭店两代门童出身的经理人围绕财富、艺术、战争和爱情而经历的传奇人生。影片中的不同人物出于对财富的占有、对欲望的追逐、对自由的渴望、对友谊的忠诚和对爱情的执着,剧中人不停穿梭于各种各样的空间中,即使静止的画面也会指向那些连接不同空间的门、窗、廊、楼梯,甚至是绘画这种独特的空间。

        导演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是国际电影界炙手可热的全能型作者型导演,他除了表达出欧洲人在传统与现代交迭时期内心中的痛苦与不安、孤独与无奈(影片向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致敬),还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把这种“奇幻乡愁”诉诸一个个精彩绝伦的空间隐喻。在我看来,《布达佩斯大饭店》就是一首用空间写成的献给旧时代的诗,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曼德蛋糕的盒子就是各种空间隐喻的最高象征,象征着人生中无法回避的进入与走出、限制与自由、背叛与爱情。正像电影海报中那只站在山巅的鹿,它正凝视着远方飞流直下的瀑布,两座山峰之间存在着它永远都无法逾越的空间和距离。

        影片在叙事方式上具有较强后现代的气息,韦斯·安德森诙谐地带领观众永无止境地从这个时空转向下一个时空。影片中充满着对空间元素的巧妙安排,这些信息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更暗示着剧中人身体和心灵栖息的迁出和宿命。大饭店优雅的客房、浮夸的宴会厅、过时的阿拉伯浴池、人来人往的廊道和楼梯、士兵守卫的边界线、红色的电话亭、开着盖子的棺材、可笑的越狱通道、瑟吉(古堡的忠实管家)被暗杀的教堂祷告室、躺满卫兵的寝室、高耸入云的眺望台等等这些作为静止的空间,向我们讲述着各种空间中残存其中的人存在的痕迹和气味。然而,影片中各种移动的空间才是导演驾驭最完美的地方,它们有着非常独特的象征意味:装着蛋糕和越狱工具的曼德蛋糕盒子、满载着行色匆匆的人并不断上上下下的电梯、载着情侣的旋转木马、既可运送美食又能帮你逃命的厨房升降机、冒着白烟的火车、开门关门的巴士、上山下山的缆车、被搬来搬去的梯子等等,安德森几乎穷尽了现代世界被我们忽视的移动空间,从这里到那里,这些空间似乎可以改变什么,其实只能记录下人们的愿望和行动。

        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空间时,导演也一直在提醒我们,由此及彼的过程中,还有门、窗、廊、楼梯、桥这样连接空间的空间,以及绘画这种“空间中的空间”,它们真的是一把双刃剑,透过它们,既可以获得自由、财富和爱情,也可以留下你的四根手指,或者让你不知不觉中从楼上坠下。起点有时也是终点,连续的时空在更迭过程中,你可能只是一个过客,这就是“开头的结尾的结尾的开头已经开始”这句话的含义。

        从物理学上说,空间是封闭的维度,在心理学上,空间是无法逾越的距离。人们充满欲望地在空间中移动,移动的空间又记录了人的欲望,可一切都是过客,空间的中性就像导演的态度:尽管有些诙谐和夸张,但空间如历史本身,绝不允许对人的命运做出丝毫篡改。这就像当我们走在欧洲街头,那些建筑和街道始终敞开着它的历史与存在,无声地经历着人来与人往、战争与和平、传统与现代,一切都已远逝,一切都那么了无牵挂,同时,源自欧洲人心底的孤独和由此引发的对外来者的冷漠和排斥就像影片通过空间隐喻的心理距离一样存在着,就如穆斯塔法面对的移民与西方文明之间的隔阂,就像格斯塔夫面对作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隔阂,这个“距离”无法消除。布达佩斯大饭店作为传统的象征符号,尽管已经不合时宜,但是穆斯塔法仍然努力地维持着。在战争中成为孤儿并移民到此的穆斯塔法,从来没有向他的老师格斯塔夫那样急切地进入那个他永远都无法进入的上流社会,即便成为经理人,却依旧住在属于仆人的狭窄房间,但他收获了爱情。然而就是这场爱情,也需要跨越空间才能实现:他要跳过建筑之间的空隙,在屋顶穿行,跃过楼板,才能与情人阿嘉莎约会。

        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在影片中的空间隐喻是伴随着色彩、嗅觉以及诗展开的。曼德蛋糕盒子的浅粉色以及电梯幽闭空间的朱红色,搭配着大饭店员工的紫色工装,影片的色彩构成与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异曲同工,漫画般的室外场景也呈现出影片的后现代色彩,同时,影片中部分破败场景看上去受到了比利时当代画家图伊曼斯(Luc Tuymans)的某些影响。这些色彩元素强化了空间的象征意义,使得空间隐喻的强度和明确性大大增强。电影中嗅觉、味觉和诗作为连接空间与空间的纽带,也被导演运用得淋漓尽致。在影片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名画《苹果与少年》,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是韦斯·安德森为拍摄电影而找英国画家,运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明暗画法绘制的,相反,那幅代替《苹果与少年》挂在墙上掩人耳目,后来被伯爵夫人之子毁掉的埃贡·席勒(EgonSchiele)的《双人体》,以及房间一角一闪而过的克里姆特的画作,则是价值连城的现代画作,它们都采用了欧洲现代平面绘画的方法。剧中人对待两者的态度差异,也暗讽了在西方绘画从三维走向平面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的复杂情感。

        影片在诙谐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颇为严肃的主题:从这一空间走向另一空间的希冀,有时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其间存在着一个你永远都无法逾越的距离,因为,有时这个距离你永远无法看到。正如影片主人公格斯塔夫在火车上所说:“人生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转眼就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若在年少时死去就好了。”这段颇具克尔凯郭尔色彩的悲观论调也折射出战乱年代欧洲人的无助与彷徨,以及他们渴望超越沉重传统的矛盾与压抑。记住,不要失望,也许,曼德蛋糕的盒子里就藏着带领通往自由的工具。

        (作者李书春,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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