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30多年新闻饭,挪到幕后敲键盘也好多年了,媒体传播环境一天一变,我还是会看到好稿子兴奋,碰到好线索手痒。不觉这种“任性”有什么,至少说明职业天性尚在,心理年龄还行。
我选择和青年记者一起,到改扩修建中的昌樟路高速公路,来触碰“中国”和“故事”。
然而到了工地,对修路的想象被瞬间颠覆,生态修路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庞大的拌和楼群在碧空的映衬下雄姿伟岸,呈释着“冷再生”“油改气”这些低碳环保概念。废旧路面运到这儿,竟能被100%回收再利用。修路者不用“先在当地买一座山,作移山运动”了,意味着周围百姓不用担心土地被废弃物大量占用和污染了。中国路业的这一率先而为,让“生态文明”“科技创新”这些大词一下子变得具体。在国与民之间的这种联系中,我听到了行进中的旋律。
至于那支“北京的队伍”(北京城建),实际连人带设备驻守江西就已超过十年,其“野战”的程度很难想象。仍在带队伍的“老工程”不用说,全天候盯在工地的,更多是在各业务部门挑技术大梁的“80后”们。
路面风大,我们穿上工服戴上安全帽,还是会感觉冻手冻脚。你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民工,哪些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付出心力,也收获成果,“科研优势就在这儿,新东西、真东西其实都是工程现场来的”。
江西多雨,根据天气情况抢工期在这儿叫“五加二,白加黑”,就是数十天人停机不停,回驻地就是睡觉更衣,“脏衣服扔洗衣机里,谁赶上谁洗”。听说他们面试招聘专盯着身形壮的,“太瘦弱的来了也顶不住”。有的新大学生的家长不放心,到工地看上一阵,就什么话都没了,带上孩子和行李直接走人。
这才是这个行业真正困难的地方。“老工程”们习惯了常年与家人分居两地的日子,那些年轻的父亲想孩子靠视频。而新大学生好多都“单”着,整天转山沟——找对象成了难题。所以项目负责人张建说,“谁来这儿结婚,或结了婚来这儿,都是大伙的节日,我都痛痛快快掏钱送红包,他们不容易!”他又何尝容易?这十年他最难面对的就是“枕边默默流泪的妻子”。
不去不知道,工房敢情都安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人迹罕至的地方。即使盖了“标准化工房”,到了夏天,屋里也是“开着空调都进不去人”。生活苦一点不算什么,可远离都市和家人的单调寂寞让小伙子们情何以堪。
谈业余爱好,他们竟都说爱景德镇瓷器,特别是那些“老工程”们,这让我有些笑不出来。他们给孩子带回北京最贵重的礼物,就是找一个开不了工的雨天去景德镇,亲手把孩子写的、画的手迹烧到精挑细选的瓷器上。
回到北京,我把写好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与一条高速公路》(后于2014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一版见报)发给张建审核,这位最靠谱的高工竟两天没回我。原来他又到工地“白加黑”去了,就为了赶在春运前全车道通行。知道他曾有过13天未离工地的记录,更知道上半年因肝病他不得不住了一阵子医院。
我的职业生涯已接近尾声,很少外出采访了,但2014年的四次采访,基本都在西北、西南。那里默默无闻的知识英雄,是我这一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身影。我常常会咀嚼思索他们、特别是中国工程师的社会价值。人们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知之甚少,但很难想象中国前进的脚步中没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