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 据最新统计,八省区市人均GDP超1万美元,但收入占比仍偏低
■ 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未跑赢GDP
■ 同样是超过1万美元,但从民生福祉和产业结构看却有不同的发展内涵
最近,八省区市人均GDP过万美元的消息引人瞩目。2014年广东、福建两省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至此,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广东、福建等8个省区市均迈入“人均1万美元”行列。欣喜之余,人们也更多地看到,人均GDP只是衡量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非唯一指标。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水准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单个数据的说服力还略显单薄——美国人均GDP2015年预计将达57045.46美元,为中国平均水平的五倍以上;从人均收入占GDP比重看,中国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面对所谓“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的言论,中国人更多了一份理性。面对新常态,苦练内功、提高品质,才是立身之本。
横向看——逃离“中等收入陷阱”面临巨大挑战
在经济学领域,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来说,标志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3年,世界上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大多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通常约为55%,而在我国这八省区市,这一指标仍偏低。2014年,北京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999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710元,占比为47.7%;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685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0%;福建的这一比例也仅在37%左右,离发达国家均有不小的距离。与此同时,与民生福祉相关的幸福指标、环境指标仍在提醒中国,发展任务艰巨。
在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看来,我国居民收入占比较低,主要跟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由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因此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的增长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而收入增长并非像做大GDP那么容易。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币(约3222美元),再看中位数,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7570元(约2807美元)。与发达国家更是天壤之别,2012年,美国这一数字已达50120美元,日本47870美元,德国44010美元。“实现收入增长是当务之急。”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收入增长乏力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这对中国是重要警示。
从历史看,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拉美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这仍是一个较高的数值。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创新机制,从而实现分配公平,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课题。”苏海南说。
动态看——部分“城镇居民收入”未跑赢GDP
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9%;农村人均纯收入2022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3%,双双跑赢GDP7.3%的增速。2014年,浙江GDP总量40153.5亿元,首次破四亿元,同比增长7.6%,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保持了8.9%、10.7%的较高增速。“双双跑赢”的还有上海,2014年GDP比上年增长7%,而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达47710元和21192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10.3%。
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两个同步”的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路。细究数据可以看到,居民收入总体与GDP增长保持了同步,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大多快于GDP增速。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未跑赢GDP——2014年,天津GDP达15722亿元,增长10%,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8.7%和10.8%,前者低于10%增速。福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2元,增长9%;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50元,增长10.9%。城镇居民收入低于该省9.9%的GDP增速。
总体来说,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要高于城市居民。从全国看,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未跑赢7.4%的GDP增速。“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GDP增长远远高于人均收入增幅,而近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幅超过10%,甚至超过20%,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这主要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税补贴加大。另外,中低端劳动力收入增长较快,如农民工相对短缺使得工资上涨,养老保险、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也逐渐完善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研究室主任牛犁说。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低,是由于近年来经济下行,企业效益下滑,职工工资增幅低,股市行情欠佳也使居民财产收入增幅相对降低。要真正实现“两个同步”还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果裁判标准不改变,地方政府适应新常态的观念就不太容易转变。”潘建成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一个像GDP这么明确的指标,这是一个挑战。现在需要有一个考核转型升级的综合性指标,尽管难度较大,但要逐步加以明确。“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实现更好的生活环境,以此为导向,地方政府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举措才会更加清晰。”他说。
纵向看——PM2.5增长映射“超高速”的代价
以纵向时间节点看,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的地区。2008年,上海人均GDP达到10529美元。紧随其后的是北京,2009年GDP达到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2010年,天津人均GDP达到70402元,突破1万美元。2012年,江苏、浙江、内蒙古三个省区均突破1万美元。至此,江浙沪人均GDP皆突破1万美元,“长三角”集体进入到“发达状态”。2014年,广东和福建的加入也在意料之中。
体量的增大坚定了发展的底气,但同时,“虚胖”的困惑也亟待寻找药方。环保部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进入“发达状态”的长三角PM2.5平均浓度为60微克/立方米,有24个城市PM2.5浓度超标。京津冀区域有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为156天,比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少85天,PM2.5平均浓度为93微克/立方米。
经济增长率先突破的地区,同时成了环境污染的重灾区。PM2.5超标映射了以资源消耗和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所造成的问题。在八个地区中,内蒙古的异军突起令人关注。得益于近十年来煤炭开发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地域上属于西部的内蒙古经济飞速发展,其人均GDP更是先后超过了东部的福建、广东、山东等省份,2013年高居全国第六。然而近年来由于煤炭行业的不景气,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高速发展背后的矛盾凸显。据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描述,2014年,内蒙古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307个,完成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19万亿元;国家核准和出具“路条”的重大能源、新型煤化工项目70多项,总投资近8000亿元。如何在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中找到新路,还需要创新机制,体现和谐发展要义。
有关专家指出,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54.77%,快速城镇化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空间,但能源消耗刚性需求也在持续增加,污染“增量”不断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考验着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系统看——“1万美元”的不同“含金量”
尽管八省区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内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存在。早在2010年,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就超过了1万美元,但到2014年,粤东西北等地区的人均GDP仍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远远落后于1万美元的水平。同样,让部分百姓感到“被平均”的是,人均GDP上去了,但是居民的收入却似乎未达到与之相匹配的标准。比如,天津的人均GDP要高于北京,但是天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却低于北京。
从世界各国看,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本就意味着经济的优化和社会的平衡。例如韩国、日本,在达到这一标准时,国家的产业升级、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都随之达到了较高水平。拿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国的“1万美元”需要增加令人信服的“含金量”。
与此同时,比较各地,同样的GDP,却有着不同产业结构,呈现了发展内涵的差异。从目前看,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度仍未跟上发展速度。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提高,服务业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是科学发展的趋势。而从目前看,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依然是增速最快的产业。根据福建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第一产业增速4.4%,第二产业增速11.7%,第三产业增速8.3%。与往年相比,三大产业的比重变化不明显,第二产业仍是福建省的核心支柱。
但在部分地区,也出现喜人的变化。北上广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走在了前沿。
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核算结果,广东三大产业占GDP的比例为4.8∶46.4∶48.8,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2.4个百分点。而北京和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更为喜人:2014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23560.9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24.26亿元,第二产业8164.79亿元,第三产业为15271.89亿元,三大产业占比例为5∶34.7∶64.8,第三产业已在GDP占比中优势明显;北京2014年三种产业结构比例为0.7∶21.4∶77.9,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已接近80%。“服务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产业高端化趋势明显,这都是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潘建成说。(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
链接 成功跨越与失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比较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邱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