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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1日 星期日

    心像札记

    未完成的瞬间

    作者:王文澜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1日 11版)
    自行车王国,上海,1991年(摄影) 王文澜

        二十几年前,我来到维也纳郊外的中央公墓寻找音乐家的墓地。这里太大了,处处鲜花绿荫,每座墓碑都是艺术品,令人流连忘返。我用生硬的英语问管理员,贝多芬的墓地在哪儿?他似乎听懂了这个世人皆知的名字,让我坐上他的工作车,来到我要朝圣的地方,他可能每天都要带世界各地的人到这儿。音乐不需要语言,音乐本身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在贝多芬、莫扎特的墓旁,我欣喜地看到了舒伯特的墓地,此时此刻站在大师们中间真不可思议,这也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

        “文革”初期,经过造反的狂热,因为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我从“红五类”变成“黑七类”。闲来无事,朋友同学间盛行欧美的文学名著,几本书都翻烂了还再翻。一个同学家里是老知识分子,床底下堆了几摞78转的古典音乐版本,上面落满了灰尘并发出了霉味。在窄长的胡同尽头,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每天都回荡着这个时代所不容的动静——一架老掉牙的手摇唱机传出来歌剧、协奏曲、交响乐的旋律。在那个红色的年代,灰色的陋室里,我这个“造反未遂”的红卫兵,遭遇了一百多年前的古典启蒙。

        我第一次知道了舒伯特,他不像贝多芬、莫扎特那么如雷贯耳,也第一次听到了他的《鳟鱼》五重奏和《未完成》交响曲。《鳟鱼》带给我的轻松与愉悦,如果说那首同名的歌曲是一座房屋,那么在这首乐曲里就发展成一所辉煌的殿堂。但对我来说,它远不如《未完成》交响乐那么令人难忘。第一次听《未完成》,我竟眶含热泪。世上相隔遥远的两个时空产生了共鸣,不知是它的委婉、忧思,还是拉锯般的挣扎、呐喊,深深震撼了我,每一句、每一章都让我动情,这种情结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

        后来上山下乡,同学当中有把钢琴拉到农村的。那时备战备荒,一架钢琴也就两百块钱,还没人敢买,当然也有带手风琴、口琴的,我把那台唱机带去了。有人的时候,大家就把《红灯记》弹拉吹个遍,夜深人静,茅草房就成了金色大厅。时间一长,手摇唱机的钢弦都听断了,后来就用手转着听。那张《未完成》唱片上小狗闻喇叭的图案也蹭没了,声音越来越粗糙,变得摇摇晃晃,还是一直在听,直到有一天唱片碎了。后来条件好了,版本多了,想起那时听的究竟是哪个版本,真是查无实据不得而知,那时没有版本的概念。

        肖斯塔科维奇说,音乐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我的生活中经历的苦难,都可以从音乐中得到解脱,不论是古典还是现代。我父亲是个戏迷,没事嘴里就哼哼京剧或河北梆子,那个乐逍遥的劲头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带我去戏院听戏,熏陶我“长坂坡”“西皮流水”,可惜我离经叛道,没成戏迷倒成了西洋音乐的发烧友。

        我大约有二十几个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版本。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了砖头录音机,就从广播里录下来听,后来开始买磁带,然后就是LP、CD、DVD。最初不大注意比较,听得多了,也就听出了区别:卡拉扬的庄重、阿巴多的沉静、索尔蒂的从容、克莱伯的激情、梅纽因的浪漫、马里纳的清新、西诺波里的温暖、萨瓦利施的理性、托斯卡尼尼的大气、切里比达奇的舒缓、史托科夫斯基的定力!卡拉扬是冬,克莱伯是夏,托斯卡尼尼是秋,我最常听的西诺波里是春。卡拉扬在宣告,克莱伯在雄辩,托斯卡尼尼在论说,西诺波里则在谈心。克莱伯指挥的速度最快,24分钟;西诺波里的最慢,29分钟。不到30分钟的全曲竟然差出五分钟,可见每个指挥家的风格各异,充分显示出音乐的时间艺术特性。

        前年父亲过世,我多次在深夜倾听西诺波里的《未完成》,低音弦乐亲切地带入了与父亲对话的语境,随着主题的不断呈现,一会儿诉说,一会儿抒情,有挣扎、有冲撞,达到和谐。第二乐章仿佛都在回忆。当年我去东北干校看望父母,天快黑了,父亲要赶回自己的营地,我送他远行,乌云落日的高粱地里,父亲的背影越走越小,最后消失在火红的残阳中。西诺波里学医出身,他的诠释像柳叶刀一样精细,把情感层面的细节剥离得淋漓尽致。他平静得像是在唠家常,轻轻抚慰与触摸天地之灵,不知不觉之中我已泪流满面。

        音乐如此神奇,我想象不出这天籁之音是如何写出来的,《未完成》交响乐两个乐章,一张一弛、一呼一吸,曲式上看似未完成,内涵上已相当完整,天衣无缝,后来的任何添加都显多余。我由衷地被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们所折服,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拍摄的瞬间中去。舒伯特有首钢琴曲叫《音乐的瞬间》,摄影更是瞬间的艺术。

        那时候,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摄影。我拿着一个八块钱买的华山牌相机,最主要拍的是在各种地方留影。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拿相机记录下知青们的生活,那一定会有价值。但摄影就是一门让人后悔的艺术,是令人遗憾的艺术,是过时不候的艺术,作家可以写过去的故事,画家可以画过去的场景,但摄影家没拍着就是没拍着,这段知青生活就这样过去了。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我不是手中握着机器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就得有精神追求。不管在你顺利还是逆境的时候,精神追求应该永远放在首位。所以,在我的前半生中,由于音乐,我有了一只穿透黑暗的镜头。音乐的抽象与摄影的具象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中融合,这将激励着我去完成未完成的瞬间。

        (作者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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