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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至今，已经十年。十年来，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新的大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十年来，我们党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取得了新发展
以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为标志，开辟了中国社会建设新阶段。应当说，我们党是一贯重视社会建设的。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社会呼声是党的优良作风。但真正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任务，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高度，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和展开了相关论述，使有关理论进一步系统化。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开创了我国社会建设的新局面。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建设格局中，明确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初步明确了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北京市和许多省市社会建设机构也是在十七大之后的两三年间成立的。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开创了中国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入快车道。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标志，进一步开辟了我国社会建设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将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把社会治理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将社会体制改革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近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社会治理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2014年3月5日，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于体制创新，核心是人。要求把工作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强调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着力提高干部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号召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取得了新发展、站在了新高度。这个新发展，就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新发展。这个新高度，就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新高度，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新高度，就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总要求的新高度。我们应当站在这样的新高度，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
十年来，我国社会建设实践取得了新成效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化，到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并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性城市群。我国已有15个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广州、深圳、苏州、哈尔滨、石家庄、保定、临沂、南阳、郑州、武汉。二是流动性，大量户籍人变成流动人。如，北京市，到2013年底，实有人口为2114.8万人，流动人口802.7万人，占40%。在流动人口中，70%为农民工、50%为青年、10%为大专学历以上青年、80%来自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山西、安徽六省。三是社会性，大量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四是信息化，大量自然人变成了信息人。城市化、流动性、社会性、信息化，一方面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城市病治理、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组织再造、虚拟社会管理等新问题。
非常可喜的是，十年来，我国社会建设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13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与上海华厦社会发展研究院共同研究制定了“中国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社会环境四个方面、37项指标。指标数据均来自政府权威统计部门。日前，据此形成的《2014中国社会建设研究报告》发布。“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从时间上说，2011年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说明在党的十七大指引下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仅仅三四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建设就进入了快车道。从空间上说，全国各地社会建设发展是快速的。在31个省市自治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而与上一年度比较，全国各地社会建设发展总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大部分省市有大幅度增长。在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社会环境四方面专项指数中，全国各地社会治理、社会环境指数增幅尤其大，分别平均增长4.85%和9.06%。说明在十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初见成效。
全国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从《2014中国社会建设发展报告》统计数据看，全国各地无论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党委政府重视不重视社会建设、有没有专门机构持续不断地抓社会建设，结果是明显不同的。上海市2003年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建设机构。北京市2007年底成立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随后，江苏省南京，浙江省嘉兴、温州，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以及四川成都市、黑龙江大庆市、贵州省贵阳市等，也相继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机构。这些地方社会建设指数增长都是较快的。
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创造了许多经验。比如：上海市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方面起步早，在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做得好。广东省在大胆实践、激发社会活力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北京市坚持一手抓顶层设计、一手抓夯实基础，在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应当站在已有实践成果的新高度，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
未来十年，是我国深化社会治理改革战略机遇期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今后五到十年，我国社会建设、改革、治理的成效，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事关党执政兴国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创新社会治理，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经过十几省市近一年的联合调研，可看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至少面临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这既有“人”“地”“事”“物”“组织”等日常服务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有“急”“难”“特”“新”“重”方面的突出问题。比如：
在“人”的服务管理方面，最突出问题是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直未能破题，许多地方甚至连流动人口的准确数据都不掌握。
在“地”的服务管理方面，最突出问题是“大城市病”治理，尤其是城市规模无限制扩大、城市无序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服务资源紧缺、城乡接合部管理难度加大等一系列问题。
在“事”的服务管理方面，最突出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就业难、就医难、就学难、养老难、买房贵，城乡服务差距大。
在“物”的服务管理方面，最突出问题是城乡基本服务设施不健全，尤其是市政管理的地上设施不完备、地下管网混乱，安全隐患很多，安全生产事故不断，食品药品安全方面问题也很多。
在“组织”的服务管理方面，最突出问题是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尤其是社会领域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不广泛、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不高、社区组织自治能力弱、社会组织自主发展空间小、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感不强。
作为“应急性”社会服务管理的突发事件处置，最突出问题是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尤其是重大事项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情报信息不灵、现代化信息手段利用不充分、动员社会参与不够。
作为“难点问题”的社会矛盾化解，最突出问题是重堵不重疏、方式方法简单，尤其是在信访和城管等执法工作方面亟需加大改革力度。还有，一些地方黄、赌、毒的问题也没能有效遏制，综合治理的力度也要进一步加大。
作为“特殊社会问题”的民族宗教问题，关键是处理好宗教问题。而民族冲突的负能量往往根源于宗教分歧和异见，并往往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作为“新问题”的虚拟社会服务管理，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息网络新秩序，加快立法并加强依法管理。与此同时，需要有效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切实凝聚虚拟社会正能量。
作为“重大任务”，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最突出问题是缺乏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尤其亟须从根本上改变部门利益、条块分割、政策碎片化和各自为政的状况，形成合力、整体推进。
为此，全社会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应当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更应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创新社会治理，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这个需求，不仅是立足当前的社会新需求，而且是面向长远的社会新需求；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的理念，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创新社会治理，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主要提高系统治理的能力、提高依法治理的能力、提高综合治理的能力、提高源头治理的能力。
加强社会建设、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是紧迫而长期的任务。党的社会建设理论已经提出十年，我国社会建设事业已经有了新的大发展，再过十年，一定会有更新、更大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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