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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09日 星期五

    跨界

    神游三代

    作者:朱以撒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09日 15版)

        读清代民国间的篆书,觉得三代时的篆书,一直到此间才拓展开了它的审美空间。篆书素来问津者相对较少,却在这个时期勃发出生机。墨气氤氲,古色古香,书家相互砥砺促进,如波如澜。

        我们可以开出一大串篆书家的名字:王澍、钱坫、金嘉玉、江凤彝、陈秋堂、赵之琛、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徐三庚、吴大澂、吴昌硕、李瑞清……各抱荆山之玉握灵蛇之珠,在篆书上倾尽心力自出机杼,以至于笔下美感各异,风雅鼓荡,端人佩玉,赵之谦不同于徐三庚,吴大澂迥异于吴昌硕,可谓星汉灿烂,珠玉辉映,一时之盛况。

        “神游三代”——习篆必如此。这些篆书家追溯篆书之源,神交上古之人。三代文字距离此时已远,但习篆者追溯于此方能得其真谛,探得骊珠。这和为诗为文都是一样的,都是追其祖源。明人茅坤认为:“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清人朱彝尊认为:“进学之必有本,而文章不离乎经术也。”清人宋大樽亦认为:“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本也。”都是一个意思,即追远。书法有原生、次生、次次生之别,只有追原生,才是根本。源和流毕竟是有很大差别的。源是深邃的大海,有着巨大的容量,丰富的信息,尽管时间久远使字迹多有残损缺失,但内在之质毕竟不会失去。即便不亲自实践书写,只要反复玩味、琢磨,神与之行,气与之融,长久下来,也能渐近于高古。如果只学李斯、李阳冰的篆书,或者以清、民国间人篆书为范,可能会写得很有技巧,很装饰,很美观,但就是没有篆书之高古气味。

        道理何在呢?书风是越来越妍美或者华丽了,少质而多甜润。装饰心态多了,笔下就不朴实,潇洒流动中甚至就多了脂粉气。换句通俗的话说,啊,写得太好看了。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成了习惯。宋梅尧臣批评过这种创作法:“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宋人范仲淹更是认为:“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这样,笔下趋向就越发浮华靡丽。表面上的讲究多了,实无暇于内在之修炼。清、民国间人为学篆书而神游三代,“神游”是精神漫游,许多三代书作已经难以辨识了,甚至就是一方石头——譬如石鼓文中之一鼓已无文字可稽,但仍然是一方精神的石头,里边盛满了前人的思想、文化,甚至很细微的镌刻手法、动作,这些都是可以琢磨回味,可以产生想象、联想的。李瑞清、吴大澂、吴昌硕、黄易以及萧娴、陶博吾心慕手追于此,有的写实,有的写意,或遵循规矩理性操觚,或夸张率意得神遗形,各有所思、所为,笔下藏之欢愉惨戚,情调斑斓。旧时风物,自然更让人学习时费精神,但是钻进去了,才会有旧时的精神气韵,多质朴凝重,少浮华轻飘。

        渐渐地,神游三代者少了,就直接学清代以来的篆书家笔墨,如石鼓文以吴昌硕为范,以此为舟欲渡往先秦,谁知上了船就下不来了,笔下的石鼓文全是吴氏风貌。取巧就是这样,不追远而热衷于学近,结果还是遗漏甚多。追其流,笔下当然也会有法度、新意,甚至还能更为便捷,成名成家。但是没有本只有标,本质上还是无法得其真正,故宋人杨时曾感叹取法不高之失:“虽然,士之去圣远矣,舍六经亦何以求圣人哉?……若夫过其藩篱,望其门墙,足未逾阀,而辄妄意其室中之藏,则幸其中也,难哉!”

        (作者为书法家、作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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